本文目录一览：
- 1、请问达特茅斯学院诉讼案对美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影响？
- 2、谁有哈佛法律评论之经典合辑及影响美国司法程序的案例？
- 3、哈佛大学种族配额歧视华裔？
- 4、丹尼尔·韦伯斯特的知名律师
- 5、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什么
- 6、人工智能的道德，谁来塑造？｜对话
- 7、我想知道律师在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找靠谱吗？
- 8、美国现任财长保尔森的个人履历和家庭背景
- 9、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种族问题
- 10、美国斯坦福大学怎么样
请问达特茅斯学院诉讼案对美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影响？
达特茅斯学院案及其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如下：
这个案例确立了大学章程的法律地位；明确了“私立大学的存在与发展同样是符合美国社会的公共利益的；私立大学不受政府的干预；私立大学的董事会是该校惟一的法定的权力机构。”；
它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为美国强大的私立大学系统的完善、为美国高等教育有序竞争奠定的基础；它也使社会投资办教育的热情得以继续，有效地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科学持续发展。
1819年“ 达特茅斯学院案” 的裁决, 无论上法律上，还是从美国高等教育史上，都是一个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案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达特茅斯学院案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案件之一。该案的判决结果是：促使私立大学迅速发展；催生了独具美国特色的州立大学；为美国高等教育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研究这个案例，对探讨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了解美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9世纪20年代早期的达特茅斯诉讼案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桩高等教育诉讼案。该案的判决导致美国公、私立高等院校的分离，确保了私立院校的自治权，并促进了院校间的竞争以及整个高等教育事业多样化的发展，对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高校改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启示作用。
谁有哈佛法律评论之经典合辑及影响美国司法程序的案例？
在美国法的发展史上，《哈佛法律评论》作用之重要无容置疑，在各个领域，它都为后人留下了值得反复诵读的经典文献。宪法学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赛尔教授的“美国宪政理论的渊源与范围”一直是宪法学必读的经典，即使是司法审查最积极的拥护者也回避不了他对这项制度的谨慎质疑。威克斯勒教授的“走向宪法的中立原则”在法学论文引用率上一直排行第一，超过了霍姆斯1897年的绝世经典“法律的道路”。这对于法理学“排行老大”的中国来说，也许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翻译《哈佛法律评论》的经典论文，对帮助中国读者理解美国宪法的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我无须赘言。事实上，这正是这本文集的主要目的所在，也是选择文献的主要标准。毕竟，它所面向的是中国读者，因而要为中国读者服务，帮助中国读者理解美国宪政的渊源、历史和现状。入选这本文集的文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历史地位不可动摇的、对美国宪法发展产生持久影响的经典名作，譬如上述两篇以及切菲教授对言论自由的评论；另一类则是活跃在当今舞台的知名学者对美国宪法（学）发展的相当晚近的概括，其中有的虽然可能仅反映了一家之言，但人们仍然能从中了解到美国宪法在某个方面的最新概况。总的来说，对前者的标准更高一些。时光对人的记忆来说宛如大浪淘沙，不断销蚀着思想的影响。对于一般的论文，年代越久远，影响力越微弱；只有真正的经典才能像一坛陈年老酒那样，借助时间发挥出越来越浓郁的醇香。更晚近的作品究竟属于哪一类，要看我们的眼力和造化了。在我们现在看来，它们代表了这个阶段宪法学说的里程碑，尽管以后也许会被更高的丰碑所遮盖。
哈佛法律评论协会曾在1967年出版过一个宪法的集子，收集了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十余篇论文。我们采用了其中四篇。其余的尽管是某个领域的阶段性总结，但似乎对今天的意义已经不那么大了，因而必须为更新的综合(synthesis)所替代。我们主要从Lexis-Nexis网上搜索了宪法几个主要领域的论文，将我们认为有潜力成为经典的（毕竟这是需要时间检验的事情）放到现在的这本文集，构成了目前的八篇文章。
一
这几篇文章都和司法审查有关系。美国是第一个探讨这个问题的国家，其历史至少从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开始。在这个里程碑的判例中，马歇尔(C.J. Marshall)领导的联邦最高法院在没有宪法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为自己建立了司法审查权。这种做法立刻引发了几乎所有“法律人”参与的争论，这场争论延续至今。赛尔教授在判决90年后发表的“美国宪政理论的渊源与范围”显然不是第一篇质疑和界定这项权力的论文，但无疑是最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一篇。事实上，或许是因为司法审查已经成为既成事实，赛尔并不质疑这项权力的宪法依据，而是在勉强承认其存在的基础上限制这项权力的范围。这也是现代绝大多数怀疑者所采取的思路。毕竟，这项制度已经存在两个世纪之久；除了某些“极端分子”之外，今天已很少有人会断然否认司法审查的正当性。争论的焦点一直是法官应如何并在什么范围内行使这项非同寻常的权力。赛尔的这篇论文系统阐述了宪法的严格解释主义，并使之成为美国司法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虽然有些判决未必明确引用他的文章，但是从判决思路上显然可以看到这篇论文几乎无处不在的影子。
威克斯勒教授则多少站在另外一边，至少看上去是如此。一开始，他先论证司法审查实际上是有条文依据的。这也和大多数人的信仰不同。大多数人都像汉德法官(J. Hand)那样认为，司法审查是宪法没有规定但对于维护宪法权威来说确实是必要的权力。威克斯勒却相当令人信服地证明，虽然宪法没有明确提到司法审查，但是从宪法规定的结构上能逻辑地读出这项内在权力。这么说来，威氏是司法审查的积极拥护者了。其实不然，他接着笔锋一转，转而主张司法审查必须依照某种“中立原则”。宪法授权法院进行司法审查，但这并不表明法院可以任意行使这项权力，随便将自己的价值、理念和政治主张掺合到宪法文本中去；假如这样做，法官就“越界”了，且威克斯勒举出了美国法官在判决过程中“越界”的许多实例，包括像“校区种族隔离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这样的社会影响巨大且至今为民众所称颂的判例。可以不夸张地说，这是一篇迄今为止讨论这个主题的最具建设性的论文，也是这个领域的难以逾越的里程碑。它一方面代表着自马伯里决定以来的学术论辩之总结，另一方面又清晰指明了一个新的起点、新的方向、新的思路。此后，人们对司法审查和司法职能的学术探讨多建立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因而其引用率那么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司法审查这个潘多拉的盒子首先是由首席大法官马歇尔打开的，因而本书如果没有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将是不妥当的。法兰克福特大法官的论文专门是为了纪念马歇尔诞辰200周年而作，也是本书惟一的一篇来自司法实务界的文章。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法兰克福特并不是一个听起来那么熟悉的名字。如果说马歇尔、霍姆斯、布莱克或道格拉斯等人都是因为标新立异而闻名，那么法兰克福特则是一位以严谨和中庸著称的大法官，严格保持着一位法官所应有的中立和低调。在这个意义上，他比那些家喻户晓的政治化人物更能代表美国法官共同体，他对同行马歇尔的评价也因此而更为公允。尽管在美国的宪政文化之下，司法审查或许是一项迟早都要出现的宪政制度，但是说马歇尔通过马伯里决定改变了美国宪法的历史，应该并不算过誉之词。当然，马伯里案只是一个起点；通过诠释其后的一系列宪法判例史上的里程碑，法兰克福特法官进一步探讨了司法职能的本质，并再次对司法超越界限的可能性发出警告，而这种警告和前面两篇论文的主旋律是相当和谐的。
二
如果以上三篇是专门关于司法审查的论文，本书的其它论文则是从更具体的视角探讨同样的问题。阿克曼教授的文章是要“超越”1938年的卡罗琳产品案，更准确地说是其中的一个脚注——大名鼎鼎的“第四脚注”(Footnote 4)。可别小看它只是一个脚注，它对美国宪法的影响力实在是非同小可。即使美国宪法如此简练，你也可以不知道其中某些不那么重要的条文，但是却不可以不知道这个脚注；如果美国法学院的学生不知道这个脚注意味着什么，那么可以肯定他通不过宪法学的期末考试。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脚注中，首席大法官斯通(C.J. Stone)阐明了法院在什么时候可以或应该对立法加大审查力度。什么时候？在民主和法治“失灵”的时候。斯通法官在“第四脚注”中列举了几种情况，其中一种是“分散和孤立的少数族群” 的利益受到法律上的歧视。我们知道，民主在程序上就意味着多数主义规则：如果民主程序正常进行，那么社会中的多数选民将最能代表自己利益或观点的候选人选入议会；议会代表中的多数通过法律，使之最有效地反映多数人的利益和观点。但是如果多数人的某些利益或观点并不那么无辜——如果他们侵犯了少数人的基本利益，那又该如何呢？在民主和法治国家，除非你能唤起多数人的支持或同情，你是没有希望的；譬如你和你的同类只占这个社会的十分之一，你很可能会发现多数人压在你头上，对你们进行任意的歧视，而且是以神圣的“法律”的名义！在美国历史上，种族歧视正是以法律的形式强加在黑人等有色人种身上，而这些法律都是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民主帮不了你的忙，你只有靠法院了，也就是希望由法院宣判这种法律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对所有人的平等保护；当然，如果这个社会就是清一色的歧视，法院也不见得帮得了你，但多一个依靠总没有坏处。斯通大法官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正是在民主和寻常的法治不能可靠地得到宪法所要求的结果时，法院应该也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应该，是因为歧视的受害者不能依靠议会或总统这类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机构，因而法院在宪法面前责无旁贷；可以，是因为反正民选机构不能有效发挥其宪法职能，因而法院代行其职并无越位之嫌。注意到卡罗琳产品案宣判于1938年，正值罗斯福总统新政之后，法院的威信跌落到仅次于“蓄奴案”(Dred Scott)的最低点。事实上，最高法院在这个案例的判决中明确信奉司法节制主义，全面退出对立法和行政的司法干预。然而，“第四脚注”为司法复兴埋下了伏笔：毕竟，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国家还是需要司法干预的。通过这个脚注，斯通法官界定了现代法院在民主社会中的司法职能，进一步发展了美国的政治制衡理论，并为法院日后对取消美国的政治与法律歧视发挥巨大作用做好了理论准备。种族最终被宣判为“嫌疑归类”(suspect classification)，法院将以“理论上严格，实际上致命”的眼光来审视涉及种族的立法：一旦涉及任何种族歧视，这部法律就面临“死刑”了。在美国历史上，起到这种作用的判例屈指可数，足见“第四脚注”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然，“第四脚注”毕竟只是一个脚注，斯通法官不可能在此将所有问题说清楚。这也就引发了阿克曼教授的挑战。他并不质疑“第四脚注”的出发点：司法机构可以在民主政治机构“失灵”的情况下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他质疑脚注表述的准确性：“显明和孤立”的少数群体是否真的在民主社会中无能为力？如果诸如种族等群体在今天并非如此，那么司法继续给予其特殊保护就等于“弄错对象”了，而其他真正需要得到司法保护的群体却受到忽视。通过逐个澄清概念误区，阿克曼指出“第四脚注”的措辞具有误导性：需要特殊保护的其实不是“显明和孤立”的少数群体，而是“隐性与分散”的少数群体，譬如妇女、穷人和同性恋者——有时甚至是多数群体，因为他们的集体行动面临着组织成本的巨大障碍。通过这篇论文，阿克曼与其说是挑战或“超越”卡罗琳产品案，不如说是更新了“第四脚注”在现代社会的意义。
三
注意上文的全部讨论有一个前提：“如果民主程序正常进行”，但这个前提显然不是自动成立的。如果这个前提不成立又如何？我们知道，在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宣称自己是“民主”的，但民主程序运行良好的国家并不多，不少国家贿选、舞弊现象相当严重。如果徒有纸上的规定，实际上“选”出的议员并不能代表社会上多数人的利益和立场，那么其所制定的法律在社会效果上如何，便可想而知了。如何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保证民主程序依法进行？这又是民主本身无能为力的事情了，因为在选举的那一刻，被选举的那个政治机构其实已经解体了，所以根本无法保证新的人选符合宪法要求。民主过程必须得到法治的保证，否则就注定是虚假的民主；为了保证民主过程的法治化，法院又必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事实上，这是“第四脚注”命题的延续。“第四脚注”也确实提到了这种情况：限制政治程序的立法应受到更严格的司法审查。如果法律禁止某个人群参与选举过程，那么他们肯定不能指望通过选举和立法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了。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有理由对此类立法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法院这么做非但不和民主原则相冲突，反而恰恰是在制度上帮助民主“运转起来”。
皮德斯教授的论文涉及范围更广。选举过程不仅可能受到法律限制（例如美国在大约半个世纪以前对种族的限制），而且还可能受到种种因素的扭曲，例如选区人口分布的不均衡、选区形状的不规则以及法律对竞选资金的规制等等。另外，尽管法律规定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实际操作过程却可能会出现形形色色的问题，如自动识别选票的机器可能误读或忽略某些有效选票等高度技术性问题。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是一个最贴切的例子。如果某个关键的选区在统计选票中有争议，法院应有何作为呢？选举是一个政治过程，但并不是法院所不能插手的“政治问题”(political question)。对于这样的问题，法院可以说是最有资格管了：相对于其它机构（如国会——总统自己显然是不能插手的，尤其是如果他像在2000年大选中那样作为候选人卷入争议的话），法院的独立和公正受到更可靠的保障。问题是法院在处理这类问题过程中应尊重什么限度，遵循什么原则。如果司法审查的标准不妥当，那么没有什么能保证法官比平常人更公正或客观，所谓的司法判决也就不过是少数几个人按照自己主观意念的投票结果而已。（在2000年总统大选所引发的“戈尔诉布什”判决中，这种情况可能真的发生了。）皮德斯教授对这类问题有深入的研究，早先曾和他人一起主编《民主之法》(The Law of Democracy: Legal Structure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一书，可以说是集这个领域的各种判例与理论之大成。在最近的“民主政治的宪法化”这篇文章中，他梳理、总结和评判了最高法院近年来的判例，进一步阐述了民主通过司法而宪法化(judicial constitutionalization)这个新鲜的主题，并发展了一套鉴别司法审查正当性的标准，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当然，民主依赖一系列制度保障，只有司法保障是远远不够的。司法是对民主以及所有宪法权利的最直接也是最后的一道屏障，但如果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没有充分和自由的辩论与交流，没有选民与候选人的准确信息，我们能指望这样的“民主”能产生什么政府呢？如果等到选举那一天再来关心整个过程的合法性，只恐怕专制的生米要煮成熟饭了。这是为什么言论与新闻自由对于民主如此重要，同时也是为什么政治言论的自由是如此重要。两者其实反映了同一个命题：言论自由之所以重要，之所以不能受到政府的随意控制和干预，正是因为它对于民主社会发挥着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霍姆斯和布兰代斯(J. Brandeis)法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系列反对意见中所阐述的伟大思想。联邦宪法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这么简短的一句话意味着什么？他们将其理解为，言论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受控制的，除非言论将产生“清楚与现存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法院应当严格审查限制言论的法律，防止其对言论自由构成过重的负担。这一思想在切菲教授那里获得了系统化。在1941年的《美国的言论自由》一书中，他为“清楚与现存危险”的宪法标准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促使这一标准作为少数意见逐步为多数意见所接受。
然而，“清楚与现存的危险”标准本身就存在着至少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一种解释认为它要求法院平衡言论的种种社会后果，然后决定政府是否可以限制言论。另一种解释则认为“平衡”路径太主观、太不确定、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以至于不可能为这项至关重要的自由提供有效保障；事实上，在两次大战之间及之后一段时期，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正是基于霍姆斯法官的“清楚与现存危险”标准，将被告发表反战言论的自由给“平衡”掉了。因此，为了保证言论自由不受政府的控制或剥夺，法院应该采取“绝对”(categorical)保护路径：凡是属于宪法保护范围内的言论，一律不受政府干涉，就这么简单。虽然只有少数人采取看上去极端的第二种路径，其中亦不乏杰出者。法官中有布莱克(J. Black)，学者中则有切菲的老师迈克尔约翰教授。后者将言论自由和民主自治紧密相连，系统发展了言论自由的绝对保护理论。但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在此收入的这篇短评中，切菲教授为自己和霍姆斯法官辩护，并责怪其师“剑走偏锋”。这是关于言论自由两大门派的交锋。孰是孰非，读者读后自有公断。
四
和皮德斯教授的文章一样，普斯特教授的论文也是对联邦最高法院最近一届开庭期的评判和总结。《哈佛法律评论》每年都会请一位知名学者（一般是宪法学领域）写一篇继往开来的“前言”(Foreword)，回顾和梳理过去一年的判例进展，展望新的一年的司法成就。2002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因为最高法院在这一年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判决了好几个意义重点的案例，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对州政府侵犯同性恋袖手旁观的态度，并明确肯定了大学校园里的“纠偏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的合宪性。“纠偏行动”有时也被称为“反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它是一种法律上的“歧视”，不过和一般的歧视正好相反，它“歧视”的不是少数群体或政治上的弱势群体，而正是制定法律政策的强势群体自己，其目的是补偿少数或弱势群体在历史上受到的歧视和不公待遇，并促使他们早日强大起来，足以通过民主政治过程保护自己的利益。譬如加州大学医学院曾明确为非裔或西裔等少数族群保留录取名额，这种做法当然照顾了少数族群的需要，但其显然的后果是损害了部分白人考生的利益。如何对待这种“歧视”？最高法院相当部分的法官至今仍然认为，“反向歧视”和一般歧视没有区别，都属于“嫌疑归类”，因而都适用于严格审查标准。斯通法官假如在世，很可能会反驳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做法，因为“反向歧视”的对象并不是“分散和孤立”的，因而并不需要特别的司法保护。不过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多数法官对纠偏行动的审查标准似乎并不那么严格，一般允许大学为了校园的“多样化”(diversity)而规定有利于少数族群的录取政策，只是不得明确规定限额。但从1970年代中期最高法院首次接触这个问题之后，“多样化”是否能为纠偏行动提供宪法依据，一直是一个未决悬案。2002年，密西根大学的录取政策又惹其社会风波，辩论双方都通过媒体积极造势。最高法院下达了折中判决，继续否定限额制度等纠偏行动的合宪性，但明确肯定“多样化”可以作为纠偏行动的宪法依据。保守派人士没有觉得太“吃亏”，自由派人士则宣称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胜利”。
初看起来，这个判决似乎有点意外，因为美国最高法院现在是由保守主义者占多数，年迈的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C.J. Rehnquist)是其代表。2000年总统大选案中5:4的判决，清晰显示了共和党略占优势的法院构成。尽管在理论上人们都赞同威克斯勒教授的“中立原则”，因而法官究竟信奉什么意识形态应该是不相关的，但是“应该”归应该，实际上所有人都明白法官是不可能绝对中立的。尤其在涉及政治和政策立场的案例中，法官的判决必然受到其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样一来，如何理解2002年自由派在纠偏行动和同性恋诉讼中的重大“胜利”？普斯特教授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这些看上去不好理解的判决。他认为，法官的解释过程并不是像一般想象的那样独立，而是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和约束。事实上，法官的任务正是诠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宪法的理解。正是通过法院的文化解释，抽象的宪法在具体案例中获得了实定法的权威。或许也正是通过文化对法官个人的约束，“中立原则”才成为可能。
最后，却伯教授的论文多少代表了法学领域的“另类”。具有数理功底的他试图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近代物理学原理，来昭示司法过程的性质及其社会作用。不错，法院是受社会约束的，但反过来司法活动也积极地改变甚至塑造社会。就和传统物理学割裂了物体和观察者之间的联系那样，传统的法理学也割裂了法院作为审判者和被审判的那部分社会之间的联系。现代量子力学揭示，观察过程将改变被观察的对象，尽管这种变化在宏观是微小的。同样的，司法判决也改变着有待判决的事实本身。法官必须理解，在“弯曲”（而不是像传统认为的那样笔直）的宪法空间中，他的判决将影响他对待决案件本身的认知，并将改变受判决影响的社会。法官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和社会“交织于一个复杂的意义网络”，意识到判决不只是一种被动的“观察”，而是主动塑造社会的“行为”。惟有如此，司法过程才能获得其应有的责任感。
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
本书主要作者简介
序言
前言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略论
第一章
保守的美国革命产生了长寿的联邦宪法
第二章
美国宪政法治的捍卫者：最高法院的九尊护法神
第三章
美国宪法的英国普通法渊源
第四章
最高法院至高无上的权力是谁给的？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1803)
第五章
契约神圣原则与大学自治传统
——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1819)
第六章
联邦至上原则和宪法默许的权力
——马卡洛诉马里兰州案(1819)
第七章
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吉本斯诉奥格登案(1824)
第八章
引发美国内战的司法判决
——斯科特诉桑弗特案(1857)
第九章
总统大还是最高法院大？
——从梅里曼诉讼案到米利根诉讼案
第十章
从受害者到胜利者：华人官司对美国法律的贡献
——益和诉霍普金斯案(1886)
第十一章
20世纪美国反托拉斯垄断的第一枪
——北方证券公司诉美国案(1904)
第十二章
争取劳工权益的漫漫长路
——有关劳工权益的几个案子
第十三章
当爱国主义碰上宗教和言论自由
——有关国旗致敬和《效忠誓词》的三个案子
第十四章
战时的公众自由和种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裔美国人被拘留案
第十五章
吹响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号角
——布朗诉托皮卡教育管理委员会案(1954)
第十六章
校园祈祷与“分离之墙”
——恩格尔诉瓦伊塔尔案(1962)
第十七章
“政治棘丛”中的平等选举权
——贝克诉卡尔案(1962)
第十八章
公正审判与对穷人的司法援助
——吉迪恩诉温赖特案(1963)
第十九章
对新闻自由的挑战：诽谤还是舆论监督
——《纽约时报》公司诉萨利文案(1964)
第二十章
不厌其烦的告诫与刑事被告的权利
——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1966)
第二十一章
选择权与生命权的漫长较量
——罗诉韦德案(1973)
第二十二章
“帝王总统”的自我弹劾
——美国诉尼克松案(1974)
第二十三章
如今在美国究竟谁歧视谁?
——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1978)
第二十四章
星条旗保护焚烧它的人
——得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1989)
第二十五章
新闻自由与公正审判的两难抉择
——罗德尼?金诉洛杉矶市警察局案(1992)
第二十六章
程序公正与“世纪审判”
——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涉嫌杀人案(1995)
第二十七章
总统难产引发的司法大战
——布什诉戈尔案(2000)
第二十八章
美国政府为何总跟微软过不去？
哈佛大学种族配额歧视华裔？
亚裔学生进入名校，大学入学考试“学术性向测验”(SAT)平均分数要比其他族裔高出140分。2008年，以高分申请哈佛的学生中过半数是亚裔，但当年亚裔只占哈佛入学比重17%，现在是20%。蒙克指出，亚裔人口是美国成长最快的族群，但亚裔申请哈佛大学生比例20年来却没有多大变化。一个代表亚裔美国人的组织正对哈佛提出诉讼，控告校方将“族群平衡”作为招生标准。校方认为，亚裔生虽然分数拿得高，但缺乏创造力及领导力，课外表现不够抢眼。但是，蒙克列举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一份针对10万名申请生的调查报告，发现族裔表现与课外成绩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性。事实上，亚裔在与白人的相比之下并非表现不突出，只是总给外界缺乏个人特色的印象，比较安静。新美国基金会学者蒙克相信以课外活动做为招生重要考量完全公平。但现行不透明的招生制度很容易掩盖歧视背后糢糊不清的标准，诸如“无形素质”或渴望“全方位发展”学生。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近日，美国司法部正准备介入调查美国大学是否在录取过程中有种族歧视的行为。
《纽约时报》指出，虽然没有表明具体调查对象，但司法部称，将调查大学在招录时对亚裔的歧视行为，这番表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此前针对哈佛大学的诉讼案。
名校涉-嫌歧视
2015年5月，包括华裔在内的64个亚裔团体组成的抗议联盟提出申诉，指控哈佛在招生时涉-嫌歧视，对亚裔申请者设置了比非裔、拉丁裔申请者更高的标准。
“许多亚裔学生都拥有接近满分的SA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成绩、GPA高居前1%，获得过许多奖项，在丰富多样的课外活动中也展示出了领导力，但是仍然被哈佛以及其他常春藤盟校拒之门外。”申诉书中这样写道。“相反，拥有同等条件的其他族裔学生却能顺利被录取。而且，近年来，这种趋势愈演愈烈。”
哈佛发言人麦乐迪·杰克逊回应称，该校的录取政策是公平的。他们将每个申请者“视为一个整体”，遵循了最高法院确定的标准。
早在2014年，非营利组织“大学生公平录取”就向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巡回法-庭提起过诉-讼，指控哈佛大学的录取政策存在对亚裔的“种族歧视”。
除了哈佛，也有其他美国名校陷入“歧视疑云”。2016年5月，亚裔团体联盟对3所大学提起诉讼，要求审理耶鲁大学、布朗大学以及达特茅斯学院在招生过程中存在的歧视亚裔申请者的情况。
这一系列事件背后的核心争议在于，以哈佛为首的部分美国名校，是否在录取过程中按照“种族配额”这一标准，对每年录取的非裔、拉丁裔、白人和亚裔美国人的比例进行控制。
“种族配额”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平权法-案，美国为保护少数族裔机会均等和族裔平衡，将教育资源的天平向少数族裔倾斜。然而如今，这一平权法案却为亚裔学生带来了“逆向歧视”。定居美国的中国丝路旅行者联合创始人崔依依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美国认为按照比例分配这些资源就是公平，但是，亚裔的成绩在美国各类族裔中是相对较高的，按照比例进行分配，反而抹杀了一些学子进入名校的权利。
亚裔学子在大学录取中遭遇不公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有分析指出，其根本仍在于亚裔在美国社会中的话语权较弱，政治参与度不高。
全美山东同乡会联合总会会长彭寿臣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很多亚裔不太愿意出头，不太习惯为自己发声。亚裔团体之间配合度不够高，整体力量不够强大。除此之外，亚裔社团的活动圈子大多还是局限在亚裔群体内部，和其他族裔的之间的横向交流较少，因此造成政治影响力很弱。
据美国新闻网站buzzfeed报道，华裔构成了亚裔抗议联盟的大多数。
正如美国华商总会顾问蔡文耀所言，华裔是一个特别重视教育的族群。美国“价格经济学”网站指出，美国精英学校拥有强大的力量。在美国历史上，名校很多时候都掌管着通向财富、权力和知识的大门。华裔作为远渡重洋来到美国落地生根的少数族裔，同时也出于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希望能通过高学历获得一份相对稳定并且受人尊敬的工作。
“近几年来华裔社团发起的这几次抗议活动不断唤起了美国华裔群体的意识和深层思考。”彭寿臣说。
维-权道阻且长
不过，能让主流社会重视自己发出的声音总是好的。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网站援引该抗-议联盟的原始成员之一李斯旺(音译)的话称：“我感到一阵新鲜的风吹了过来。”她希望，司法部的这次决定能够激励针对其他常春藤盟校的抗议活动。
“作为第一代移民，我深刻地体会到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多么重要。即使它最初微不可闻，但只要你鼓足勇气，高声疾呼，总有一天，你的声音会被听到。”
现在的关键在于团结起整个亚裔群体的力量，顺势而上。据美国《侨报》报道，近日，前旧金山湾区库柏蒂诺市市长、现任市议员张昭富与前库柏蒂诺学区委会廖本荣，在旧金山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亚裔团结起来，抗-议到底。
但是，这件事或许言易行难。
蔡文耀指出，亚裔中有很多族群，不同族群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不一样，未必每个族群都会积极参与进来。
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对子女的教育方式，扭转美国主流社会对亚裔群体的刻板印象，或许也是一条出路。
彭寿臣认为，亚裔在申请大学时，其成绩、特长、参与的活动等等，确实呈现出一些“同一化”的特点，而在领导力和团体协作能力的培养上，略微有所不足。“增强对子女综合能力的培养，打造多元化特色，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彭寿臣说。
丹尼尔·韦伯斯特的知名律师
1782年1月18日，丹尼尔·韦伯斯特出生于新罕布什尔州萨林斯堡（今富兰克林）的一个边地农场索尔茨伯里。他的父亲埃比尼则·韦伯斯特是一位著名法官和独立战争时期的爱国者。丹尼尔从童年时代起就勤学好问，兴趣广泛。父母对他的成长倾注了大量心血，将他送入费用高昂的贵族学校菲力普·爱克斯塔学校就读。在这所恪守传统实行准军事化管理的学校中，韦伯斯特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紧张的学业对韦伯斯特没有造成负担，相反，他把读书作为一种享受，课余时间阅读了大量经典名著，并开始钻研法律。后来由于家道中落，韦伯斯特不得不外出工作赚取薪水，以补贴家用。1797年，他考入达特茅斯学院。他勤奋好学，关注时政，擅长公共演说，成为学院辩论会的瞩目人物。毕业后，他先后当过小学和中学教师。1805年获得律师资格后，在波茨马尔斯开设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他于三年后结婚成家。由于受家庭教育和贵族学校的影响较深，韦伯斯特早年在政治上支持联邦党人。1813年，韦伯斯特当选为国会众议员，成为政府反对派的代表。他坚决反对政府颁布的禁运法，认为该法不仅不能解决当时的外交难题，而且严重打击了美国的商业利益。韦伯斯特对1812年战争持否定态度，指责政府把国家引入这场无理的战争。他主张维护制造业发展，实行自由贸易，但他并不支持合众国银行。1816年，他卸任返乡，重操律师旧业。韦伯斯特把自己的法律事务所设在了波士顿，这座富有朝气的历史名城为他的事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他将自己的全部智慧都投入为当事人进行的诉讼辩护之中，稳步上升的胜诉率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麦考洛克诉马里兰”、“吉伯斯诉俄勒冈”、“奥斯本诉合众国银行”等几个著名的涉宪案件中，韦伯斯特坚持联邦党人的观点，呼吁限制州权，维护联邦的统一和权威，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在达特茅斯学院诉讼案中，他为自己的母校进行了极其有力的申辩，最高法院最终确认了学院的指控，使该校成功地抵制了新罕布什尔州立法机构改变学校性质的企图。上述成就的取得使韦伯斯特成为名闻全国的第一流的大律师。
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什么
第一，我所荒废的今日，那正是昨天死去之人所奢望的明天。第二，请享受无法回避的痛苦。第三，觉得自己为时已晚的时候恰恰是最早的时候。第四，没有人能够轻易成功。第五，学习时的苦痛是暂时的，学不到的苦痛是终生的。第六，今天不走，明天就要跑。
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
哈佛大学校训的原文,也是用拉丁文写的,意为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
拉丁原文：AmicusPlato,AmicusAristotle,SedMagisAmicusVERITAS.
“要与柏拉图为友，要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
哈佛大学校徽为传统盾形，寓意坚守、捍卫；底色为哈佛标准色“绯红”。
主体部分以三本书为背景，两本面向上，一本面向下，象征着理性与启示之间的动力关系。上面的两本书上，分别刻有“VE”和“RI”两组字母，与下面一本书共同构成校训中的“VERITAS”，“VERITAS”在拉丁文中即“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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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资料哈佛大学陷“歧视疑云” 种族配额涉嫌歧视华裔
2015年5月，包括华裔在内的64个亚裔团体组成的抗议联盟提出申诉，指控哈佛在招生时涉嫌歧视，对亚裔申请者设置了比非裔、拉丁裔申请者更高的标准。
“许多亚裔学生都拥有接近满分的SA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成绩、GPA高居前1%，获得过许多奖项，在丰富多样的课外活动中也展示出了领导力，但是仍然被哈佛以及其他常春藤盟校拒之门外。”
申诉书中这样写道。“相反，拥有同等条件的其他族裔学生却能顺利被录取。而且，近年来，这种趋势愈演愈烈。”
哈佛发言人麦乐迪·杰克逊回应称，该校的录取政策是公平的。他们将每个申请者“视为一个整体”，遵循了最高法院确定的标准。
早在2014年，非营利组织“大学生公平录取”就向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巡回法庭提起过诉讼，指控哈佛大学的录取政策存在对亚裔的“种族歧视”。
除了哈佛，也有其他美国名校陷入“歧视疑云”。2016年5月，亚裔团体联盟对3所大学提起诉讼，要求审理耶鲁大学、布朗大学以及达特茅斯学院在招生过程中存在的歧视亚裔申请者的情况。
这一系列事件背后的核心争议在于，以哈佛为首的部分美国名校，是否在录取过程中按照“种族配额”这一标准，对每年录取的非裔、拉丁裔、白人和亚裔美国人的比例进行控制。
“种族配额”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平权法案，美国为保护少数族裔机会均等和族裔平衡，将教育资源的天平向少数族裔倾斜。然而如今，这一平权法案却为亚裔学生带来了“逆向歧视”。
定居美国的中国丝路旅行者联合创始人崔依依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美国认为按照比例分配这些资源就是公平，但是，亚裔的成绩在美国各类族裔中是相对较高的，按照比例进行分配，反而抹杀了一些学子进入名校的权利。
参考资料来源：/baike.baidu.com/item/%E5%93%88%E4%BD%9B%E5%A4%A7%E5%AD%A6?fromtitle=%E5%93%88%E4%BD%9B&fromid=569759#4_1"target="_blank"title="百度百科-哈佛大学">百度百科-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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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道德，谁来塑造？｜对话
人工智能伦理的下一步是什么？| 图源：pixabay.com
导 读
2021年11月，经过两年时间的准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布关于人工智能伦理的建议书，这是首个全球性的人工智能伦理标准，参与国家多达193个。
建议书呼吁各国采取数据保护行动，提出人工智能系统不得用于 社会 评分或大规模监控目的。
《知识分子》就该建议书的内容对话UNESCO专家组成员 曾毅 ，他认为：
人工智能曾经是一个科学畅想，但在当下是一个“伞概念”，包括各种涉及算法的技术；
“相称性”应当是人工智能应用时的重要原则；
人工智能原则上不应应用于大规模监控和 社会 评分，但也应有例外情况；
伦理规则不应只在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阶段起作用，只有在全生命周期真正做技术落地，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治理；
人工智能在研究过程中不需要太多限制的说法是误区，学界应当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伦理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
只有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的深度协同，才能最终实现人工智能的可持续稳健发展；
未来人工智能特别应当在推进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发展、气候治理、文化交互等领域发挥赋能作用，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撰文 | 王一苇
责编 | 陈晓雪
“欧盟在制定相关标准时，不会考虑亚洲的关切…… 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使得他们对于技术阵痛的观察视角不同。”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中心主任、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委会委员曾毅说，“而UNESCO包含了几乎所有的主权国家和相关地区，应当说是最广泛的共识。”
他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预知到所有可能的潜在风险，各个国家根据自己国家的价值观、 社会 伦理和技术发展阶段来考量。这就需要大家同步互补的观点，互相学习和交流。
UNESCO的建议书以尊重、保护和促进人的尊严、人权和基本自由，环境和生态系统的蓬勃发展，确保多样性和包容性和和谐与和平共处为价值观，提倡公平非歧视、可持续、隐私等原则。
建议书认为，“人工智能” 这一概念随发展而变化，因此不给出唯一定义，只将其视为 “有能力以类似于智能行为的方式处理信息的技术系统”，其中，包含模型和算法是其主要特征。
曾毅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和清华大学任职，既是类脑智能模型的研究者，也 “跨界” 钻研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他是起草教科文组织建议书的24位全球专家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参与协商该建议书的代表。多个国家讨论出一个共同的伦理标准并非易事，他坦陈 “这是一个求最大公约数的过程”。
第一版草稿形成后，联合国自2020年开始组织区域性的对话，同时教科文组织也把第一版草稿发到各个会员国，正式征求国家建议。2021年6月份左右，193个会员国派出代表，进行政府间磋商，对文本当中的每一个段落做逐字逐句的修改。
针对这份建议书，《知识分子》与曾毅聊了聊他参与起草的过程和对人工智能伦理现状的观察。
为了表述的简洁和清晰，访谈稿略有编辑。
知识分子 ：建议书称 “无意对人工智能作出唯一的定义”，只探讨 “人工智能系统中具有核心伦理意义并且在国际上已形成广泛共识的特征”，为什么？我们现在说的 “人工智能” 到底指的是什么？
曾毅： 每个机构、国家，在人工智能战略里对人工智能的定义都不一样，在这上面达成一个全球共识并不必要。它本身就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是快速迭代的。人工智能的定义本身也需要适应时代发展。
一开始，人工智能是一个科学畅想。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 （作者注：普遍认为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发起会议） 上，发起人 John McCarthy 说，这个会议的目的是 “从一个猜想出发，即原则上，智能每个方面的学习方式和特征都能被精确描述，使得机器能够模拟它们”。 [1] 即在计算机系统上重现人类的心智。这种重现不仅仅是行为上的，更是机制上的。
人工智能最开始的目标是推进科学进展，使人们生活得更好，从很多领域内，尤其是体力劳动中，把人解脱出来。现在人工智能的应用在替代劳力的方面确实比较相关。
但几十年后，人工智能变成了一个 umbrella term （伞概念，指概括性的术语） ，特别是面向产业的时候，不管是自然语言处理、数据挖掘、机器视觉等，都叫人工智能。
现在的人工智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科学 探索 的领域。现在一个学生做了一个新算法，比如用户上传图片，人工智能就画一个类似的铅笔画出来，谁都可以用。这个图像可能就存在一个大学实验室的机器上，机器获取了你的数据，却不一定有人仔细思考如何去保护你的数据。但个人信息一次的丢失就意味着终身的风险，你甚至都不知道这样的信息丢失在10年20年后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没有想过，做应用的人也没有想过。别有用心的人就有可能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数据，对我们产生负面影响。
尽管我非常不喜欢，但现在大家把这些东西叫做人工智能，它的服务出现在我们生活中。而创造程序的人几乎没有经过任何伦理学培训。
2018年开始，我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开设了一门人工智能哲学与伦理的课。当时开课很困难，大家说你又不是伦理学者，凭什么讲这样的课？诺贝尔奖和图灵奖获得者、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司马贺 （Herbert Simon） 写文章 [2] 讨论过一个观点，好的交叉学科研究，一定是领域A的专家变成半个领域B的专家。人工智能伦理也是这样的。
80%来上我的课的学生都是工学相关专业，20%来自人文学院。对于技术研究者，人工智能创新几乎每走一步，都可能涉及 社会 关怀、 社会 伦理，他们需要知道注意哪些 社会 伦理问题，需要了解未来二三十年人工智能作为一个道德主体可能对 社会 造成的挑战；而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生，未来将会是中国人工智能 社会 相关领域重要的意见领袖，他们需要知道人工智能真正的进展。
知识分子 ：怎么看待建议书中 “人工智能不能用于大规模监控和 社会 信用评分” 的表述？
曾毅： 人工智能不能用于大规模 社会 监控和 社会 信用评分，是政府间磋商时德国的学者提出、列进去的。
说到这个，就要提及我们讨论的一个概念叫proportionality （相称原则） ，意思是，不是什么时候人工智能都好，不需要的时候就不要用。现在很多技术创新者会提出 making AI everywhere （让人工智能无处不在） ，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有必要吗？
以城市治理为例。舒可文先生的著作《城里：关于城市梦想的叙述》指出，城市的规划，一半是野蛮生长，一半是规划，这才叫做城市。因为城市中除了技术还有人际关系，它的形成方式是多样的。人工智能也不是什么地方都要去介入，应当适度使用。
不过我有一点保留意见，即使在欧盟的人工智能法中，大规模 社会 监控这件事也是有例外的。比如抓逃犯、寻找丢失的小孩、威胁国家和 社会 安全的特殊情况，是可以去应用相关的技术的。中国也在这些领域应用了这些技术，如寻亲打拐，效果也很好。但在教科文组织的规范中，并没有明确给出例外情况，我觉得不是特别合适。
社会 评分当中是否要使用人工智能，我觉得确实需要慎重思考。
社会 信用系统现在是一个精确匹配的自动控制系统，不是人工智能，没有学习能力。很多规则都是清晰的、人类定义的规则，比如违反交规的扣分和罚款你不交，但有钱去买机票，这个就说不过去。但如果基于大规模的数据去学，学到规则后应用到 社会 信用评分中，我作为普通公民也会比较担忧，因为学到的这个规则里，很可能有人类的偏见，如果没有人类来辨别，直接应用很可能有潜在风险。
例如，推荐工作的人工智能系统，给40多岁的男性推荐高管职位，给28岁的女性推荐服务员职位，这就是系统学到了 社会 的偏见。谁说28岁的女性不能当高管呢？人工智能现在没有真正理解的能力，它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男女，不知道什么是不公平，也不知道什么是身体和心理的伤害，那么怎么可能对这种偏见去做处理？
曾毅在看一本讲全球公平的图书，他说，“未来使机器人真正理解公平”是AI伦理的核心 | 图片由曾毅提供
有些人说，技术是中立的，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觉得说技术中立是一个借口。技术学到了偏见，但没有去处理，它还是中立的吗？推荐算法没有加入干预的过程，而推说这些都是 社会 的问题，这都是在找借口， 社会 的问题不代表你没有解决的办法。
正是因为有这样潜在的问题，在没有人为筛选和有意监督的情况下，把人工智能应用到 社会 评分领域，可能会造成巨大的负面效应。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例子，希望在哪里都不要发生。
知识分子： 由于新冠疫情，各个国家都开展了不同规模的 社会 监控和信用评分，这和上述原则不是背道而驰吗？
曾毅： 2020年3月份， MIT Technology Review 做了一个工作，分析了各个国家 contact tracing （密接追踪） 的软件 [3] ，评价上，如果强制收集信息就很糟糕，不强制就好一点；国家运营的话也很糟糕，私营的就好一点。可以看到，中国的评分很糟糕。我认为它的评分很不客观，它只考虑了伦理方面。
选择性地向用户要求信息，实际上降低了这个系统的有效性。如果系统使用过程中采取并非强制而是完全自愿的原则，有可能导致密切接触网络的关键数据缺失，使得系统的数据分析无效，或者效果很差，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它？去用一个伦理设计上更道德、但应用层面效果很差的系统，还不如不用。Wired杂志后来有个报道 [4] ，说西方国家的 contact tracing 似乎没有亚洲国家那么有效。有效性到很后期的时候才被西方国家提上日程讨论。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学到的是如何平衡。这种平衡不是妥协。接受为了疫情而采集温度和人脸信息的数据，不意味着让渡隐私。2020年底，在 健康 码上输入身份证就可以获取到明星的素颜照，这就是开发 健康 码系统的机构没有很好地保护个人数据。 （作者注：2020年12月29日，对于北京 健康 宝“代查他人 健康 状态功能，有时不需要进行人脸识别”的情况，开发北京 健康 宝的单位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大数据建设处（智慧城市建设处）回复称：“此问题已解决。” 事件中未见问责。）
如果相关的机构不能有效保护这些数据，是应当负责任的。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制定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密，安全培训，制定安全事件预案等方式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安全，而如果违规违法，则将面临从警告、罚款、停业到刑事处罚的惩罚。此外，2019年起施行的《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专门针对不满14岁的未成年人信息保护作出规定，违反者由网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外，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期刚结束征求意见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修订版规定，应用程序的发行者和发布平台应接受 社会 监督、设立举报机制，对于存在数据安全风险隐患、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的，或者损害个人、组织合法权益的应用程序，应当停止提供服务。
即使这样的系统是必要的，这不代表用户以任何形式让渡了隐私。它其实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在满足隐私保护约束的前提下，才可以采集信息。
政府对于技术发展的管理和治理有一个学习的过程，而基础设施研发团队如果伦理意识淡薄、安全意识缺位，就会使得购买了服务的政府要为可能出现的纰漏背书。政府一定开展了质量评估，但是由于AI伦理专家的缺位或者设计的缺陷，并不是所有的伦理问题能够在评估阶段发现。政府应该为此负责，但是由于部分信息不透明，有时候我们可能无法了解后续处理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在 社会 舆论监督的影响和政府的督促下及时调整系统设计与实现，是底线。
知识分子： 纸面上的伦理规则，如何落到现实中？
曾毅： 伦理原则即使在设计阶段发挥了一些作用，但在算法实现、产品服务和产品部署的过程中如果不注意，都可能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有在人工智能产品的全生命周期 （包括它的上下游客户） 真正做技术落地，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治理。
举个例子，2019年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的案子 （作者注：杭州市民郭兵于2019年购买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双人年卡，并确定指纹识别入园方式，但野生动物世界此后强制要求激活人脸识别，否则无法入园，郭兵因此提起诉讼，该案以郭兵胜诉告终，被称为 “全国人脸识别第一案”） ，其实就包括使用和部署环节的问题，知情同意没有做好。此外，采集的数据到底是保存在动物园还是相关企业，企业的保密和数据加密资质是什么样的？这一切都不清晰。
而在伦理原则还未落地、还不是法律的时候，如何实施？换脸软件ZAO和教室表情识别看学生是否认真听讲，是两个具体的例子。ZAO在上线后三四天下线，被工信部约谈；而教室表情识别的事发生后，教育 科技 司表态，在不必要的场合就不需要引入人工智能，建议不要使用，那时就基本上叫停了相关服务的发展。当时绝大多数人脸识别企业都有做类似尝试，有些可能已经形成应用，甚至规模化应用。据我所知，很多企业的这条产品线基本也都停掉了。
法律讲的是底线，红线。 科技 发展过程中法律的守护底线红线作用永远不可替代。而 科技 伦理问题是法律之上的 科技 发展与 社会 之间的软性约束和契约。不触犯法律并不代表没有道德伦理问题。伦理道德对 科技 发展的考量和反思是确保 科技 健康 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 科技 发展与 科技 伦理形成双螺旋结构， 科技 才能稳健地助力人类文明的繁荣。
企业创新者要做全生命周期的伦理落地，要自律自治。有些企业有专门的伦理委员会和伦理研究组，但有一些小企业或者初创企业没有这个能力，学术界和政府应该给他们提供伦理相关的服务，以公共服务的方式，避免这个问题，后面的监管会省很大力气。
我们现在也在和政府相关部门合作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公共服务平台。 [5]
知识分子： 人工智能是不是安全和人工智能是不是道德，有关系吗？
曾毅： 人工智能安全和人工智能伦理是两回事，但它们不是不相关的事。安全是AI伦理的一个必要属性。
技术风险会引起 社会 问题。举例来说，现在的深度神经网络做看似智能的信息处理，但经常会犯人不会犯的错误。去年11月，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举办的时候，一个做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筛查的企业说他们的准确率已经超过了医生，完全可以替代医生。那时候还没轮到我发言，但我当时不得不打断，我说毕竟这是一个科学素养大会，做的是公众科普 （传达的信息要准确） 。人工智能永远不应该代替人类决策，说完全替代医生，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现在的人工智能系统很容易造成误诊。比如一个皮肤癌筛查的系统，一个角度照手上的小包就是99.99%的可能性，换一个角度就检测不到。这种错误医生是不会犯的。人工智能说是99.99%的准确率，但一张图像加一点噪声，就可能被识别为其他东西。
有人说，识别错了又怎么样呢？我举一个例子，谷歌的3D物体识别系统，有80%的概率将一个3D打印的乌龟识别为一把来福枪，20%的概率识别为其他东西，但没有一次识别为乌龟。设想这样一个场景，10岁的小孩拿着一个3D打印的乌龟站在马路边上，但监控系统把它识别为10岁的小孩拿着一把来福枪站在马路边。如果有人刻意制造这样的事件，对于 社会 的治安将是很大的挑战。
又例如未来的自动驾驶无人车，如果被黑客操控了，如果 （被威胁方） 不交钱就直接开到悬崖下，甚至用于攻击 社会 ，这种风险都是技术本身的风险。
人工智能的风险要分等级，应当对应用紧迫、高风险的领域做合理的分级管理。例如自动驾驶的风险不仅仅在全自动驾驶的时候有，辅助驾驶时，如果视觉系统被攻击，检测不到图像，前面一片白，它就冲过去了。
最麻烦的事情不是技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而是伦理意识的缺失。本来容易解决、可以防患于未然的事情没有人重视，在产品研发过程中没有解决，这才是现阶段我们最大的风险。所以为什么说号召大家把伦理原则嵌入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就是这个意思。
知识分子： 企业对于这份建议书有什么样的反馈？
曾毅： 有一些企业会说，它似乎符合其中70-80%的原则，非常自豪。我就说，其实后面的20-30%才是最关键的。如果其中70-80%都不符合，可想而知你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
如何去解决后20-30%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共同挑战。企业与学术界有距离，很可能不知道如何落地，或者有些问题现在大家考虑都比较少，就需要学界和业界共同努力。比如，大家都谈用户隐私，用户授权后，不满意了要撤销，不想用这个服务了，那么你得把我的数据删掉。在数据库里删掉用户数据很容易做到，但人工智能模型中，把用户的特征数据删掉，对于每个模型都很难。除非你重新训练人工智能模型。但对很多企业，重新训练要两个礼拜、一个月甚至半年才做一次，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实时用户授权撤销。
真正可持续的发展，责任不光在政府，很多时候是一个生态共同体。按联合国规划，我们总共有不到十年时间实现这些可持续 （发展） 目标。如果仅仅是政府在推动，这个目标很难在十年内实现。
知识分子： 学界在开展人工智能研发活动时，需要注意什么？
曾毅： 一方面，我想纠正一个错误观念，认为在研究阶段不需要太多的限制。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例如做人脸识别算法，就算没有提供服务，收集了人脸来提升性能，是不是就不会有伦理问题？如果在研究阶段没有伦理考量，很容易因为利益引诱，成果或者副产品作用到 社会 ，产生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伦理的前瞻性研究，学术界一定要发挥引领作用。一方面是在人工智能服务中加入道德约束，使得它更符合伦理道德规范；另一方面，未来是否能开发真正能自主学习、理解人类伦理道德的人工智能，是非常重要的学术挑战。
仅有产业界的努力是完全不够的，甚至几乎没有产业在做这样的事情。
可持续发展和治理是深度协同的关系，既不是竞争，也不是平衡，就像DNA的双链结构，互为支撑，使结构相对稳定。实现发展和治理的深度协同，最终才能实现稳健的发展。学术界应当前瞻性地作出引领工作。中国和阿联酋的人工智能规范中比较强调可持续，其他国家的可能没有那么明显。
人工智能在实现过程中也会带来碳排放。现在人工智能在向大模型方向发展，能耗是非常高的。而产业在推进大模型研发的过程中，基本没有考虑碳排放的问题。人工智能本身的目的是去替代一些体力劳动，但如果替代过程中碳排放的成本还高于人力，负面作用很大，是否值得就是个问题。我们自己做了一个研究，叫做AI Carbon Efficiency Observatory [6] ，人工智能碳能效的观测站。把所有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碳排放情况列出来，让大家去看一看。
此外，指南中提到的另一个要点是人工智能应该促进文化传承。当时其他的代表提出人工智能促进文化传承，我说，传承是保护，没有交互，它可以更进一步，不仅保护文化，还可以找到文化之间的联系，通过人工智能赋能文化交互。比如你对法隆寺这个传统的佛教寺庙比较熟悉，但不熟悉故宫，它们之间的关联实际上非常多。你喜欢敦煌，而敦煌的文化其实和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是非常相关的。文化交互引擎(Cultural Interactions Engine) [7]就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自动发现不同文化的景点和自然资源间存在着的关联。
参考资料：
[1]https://250.dartmouth.edu/highlights/artificial-intelligence-ai-coined-dartmouth
[2]https://www.psychspace.com/psych/viewnews-7830
[3]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tag/covid-tracing-tracker/
[4]https://www.wired.com/story/why-contact-tracing-apps-not-slowed-covid-us/
[5]https://www.ai-governance.online/cn
[6]http://ai-carbon-efficiency-observatory.ai-for-sdgs.academy/
[7]http://cultural-interactions-engine.ai-for-sdgs.academy/
制版编辑 | 卢卡斯
我想知道律师在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找靠谱吗？
我个人觉得他家的律师是特别靠谱的，在业内有很好的的名声，可以去了解一下。我的回答你满意吗？满意就采纳吧
美国现任财长保尔森的个人履历和家庭背景
亨利·保尔森（Henry "Hank" Merritt Paulson, Jr.，1946年3月28日—，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是现任美国财政部长。他曾担任大型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
编辑本段青少年时代
亨利·保尔森出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在中西部地区伊利诺伊州巴灵顿一个农业小镇的农场长大，至今还在那里保留了一间居所。他身高6英尺，仪表整洁，言辞朴实，在中学时代学习勤奋，在1964年考入美国东部常青藤名校之一达特茅斯大学，获得英语语言学位，身高约1米86的他，还是美国常青藤名校最佳橄榄球球手之一。1968年，保尔森进入哈佛大学商学院，后获得哈佛大学MBA学位。
1970年从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后，保尔森一脚迈进五角大楼，担任国防部长幕僚助理，尼克松总统在任期间，出任总统幕僚助理和白宫内务委员会成员。“保尔森是一只牛头犬，很像年轻时的切尼。” 保尔森的好友说起他的早期华盛顿岁月，不无赞叹，“他是推销员中的推销员，他兼具坚韧和热情，这使得他非常高效。”
1974水门事件后，他加入高盛芝加哥分部，在芝加哥分部担任银行业务助理，1982 年升为合伙人，1988年他获委任成为高盛芝加哥分部的主管合伙人，1993年升任为公司在美国中西部投资银行地区主管合伙人，1996年被任命为总裁兼首席运营官。1999年5月，他正式出任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在保尔森的领导下，高盛集团成为华尔街最赚钱的投行。高盛的员工数目虽然仅及业界老大美林证券和第3位的摩根士丹利的一半，但去年高盛盈利都名列榜首。此外，从2000年起，高盛就一直保持着全球并购业务第一的地位。
保尔森统率高盛期间，不仅连夺证券承销大单，并引领高盛进入商品市场。成为商品期货的最大炒家之一，高盛去年的营业收入中，商品期货交易的收入已经超出了投资银行业务。
保尔森也是华尔街最赚钱的银行家，他去年的薪酬收入为3830万美元，比美林证券的奥尼尔、雷曼兄弟的富尔德、贝尔斯登的凯恩及摩根士丹利的麦克这些大投行掌门人都高出一截。不仅如此，保尔森也是华尔街最慷慨的老板，根据高盛向美国证监会呈交的文件，该公司22,425位职员在2005年度共获发117亿美元薪酬，平均每人获得52.1万美元，在华尔街无出其右。在他的执掌之下，高盛成了美国最赚钱的证券公司。2005年，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高盛的盈利达到了创记录的56亿美元。
保尔森属于美国证券界中的“鹰派”。蛰伏高盛30余载，他“治军”严明，手腕强硬。“（在高盛）15％到20％的人创造了公司80％的价值，所以很多人可以被裁掉，而不会影响公司的业绩，”保尔森的这句经典名言至今还让绝大多数高盛的雇员们心惊胆战，虽然此后保尔森对此番言论表示道歉，但高盛的“痛苦的裁员”却没有因此停滞，据《财富》测算其裁员比例仅次于美林公司。
在独特理念的支撑下，高盛与美林及摩根士丹利多年来稳居全球投资银行业内三雄，保尔森本人也成为华尔街最能赚钱的老板，在高盛任职32年期间，保尔森积蓄了超过5亿美元的资产。光是2005年，保尔森的年薪就高达3830万美元。就在保尔森即将履新、离开高盛之际，高盛董事会又特意准备了一份1870万美元现金的“大红包”送给保尔森。
但作为高盛的掌门人，保尔森发挥的影响力远远超越高盛公司本身。除掌管高盛，保尔森还承担起公共职责，在华尔街发起公司治理运动。例如在2002年，保尔森公开严厉批评美国上市公司的渎职行为；在格拉索案爆发时，他挑头反对格拉索高达1.4亿美元的薪资结构，鼓吹对纽约证交所董事会进行改组，他还支持高盛前首席执行官约翰·塞恩出任纽约证交所首席执行官。作为高盛第一把手的保尔森也跃升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金融高手之一。2004年在美国媒体评选的“华尔街权力排行榜”上，他曾高居榜首，而被冠以“华尔街权力之王”的头衔。
布什总统延揽保尔森入阁，着实下了不少功夫。面对布什的邀请时，保尔森当初的反应是婉言谢绝，因为他不想做一个“花瓶”和“传声筒”。在布什任内的前两任财长保罗·奥尼尔和约翰·斯诺，都不是总统决策圈内的一员，而是沦为推销白宫减税政策的“推销员”。奥尼尔在离职后就曾感慨自己被排斥在白宫决策圈外，处于一个无关痛痒的职位。
到布什再次邀请保尔森出任财长时，两人在白宫长谈了一个下午，布什答应给保尔森会比斯诺及奥尼尔前两任财长有更大的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的决策权，他的实质权力会和国防部长及国务卿平起平坐，终于让保尔森心动。布什于2006年5月30日正式提名保尔森出任财政部长，接替当天早些时候宣布辞职的约翰·斯诺。
斯诺的离职并不意外。几个月内，白宫官员们就在私下里传闻他即将“走人”的消息；但对保尔森的任命，却是出乎意料的。据说，白宫一直在试图“引诱”保尔森出任财长，但他拒绝了好几次，原因是布什内阁看起来已将财政部长的角色降格为一个“推销员”。
保尔森曾向友人提及，此番出任财长是因为“应该有一番作为”，所以他不惜放弃3830万美元的华尔街职位，去华盛顿上任，后者的收入只有20万美元，两者相差近200倍。如此巨大的差距也说明，保尔森同意出任财长绝非为了金钱，毕竟，仅其在高盛持有的股份就价值数亿美元。很快，印制在被称为“绿背”的美元纸币上“约翰·W·斯诺”的亲笔签名，就被“亨利·M·保尔森”的字眼所取代，这也是宣誓就任美国新一任财长的保尔森所被赋予的第一项特权。
相比以往的财长上任，保尔森的就职仪式似乎得到了布什的格外重视，总统先生甚至“罕见地”(美联社语)从白宫步行到财政部大楼出席仪式，而以往碰到类似情况，布什通常都会以车代步。布什宣布保尔森的任命时，称赞保尔森“有极丰富的商业经验和对证券市场的深刻理解，有能力看清楚经济局势”、“保尔森会成为我在本土及国际经济政策方面的首席顾问，我们将保持相同态度，为国民制定合适的政策，继续保持美国经济繁荣。”
“财政部－华尔街共同体的又一例证，”对于保尔森的获任，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梅新育博士如此表示，“这个‘共同体’的势力太强大了，制造业、运输业背景的斯诺根本摆不平。”“应该说布什是不得不找这个人来。” 对于斯诺的离开，彭博通讯社的评价是，“尽管深受赞誉，但他从未成为布什政府真正的‘圈内人’。”
保尔森在就职仪式上说：“美国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我们必须努力推动贸易和投资，促进改革和国际金融市场现代化。”他同时表示，自己将尽全力使美国经济继续成为“一个富有活力、弹性以及开放度的典范”。
在发表完简短就职宣言的当天，保尔森马上召集美国财政部的全体人员开会，向他们阐述了自己对于财政部未来工作的规划。在当天余下时间里，保尔森还一一与美国国会议员、政府同僚以及其他国家的财政高官进行了电话交谈。
编辑本段从“宣传员”到“决策者”？
保尔森出任财长，不仅意味着财富的大量缩小，也面临着非常棘手的问题———不断刷新纪录的政府预算赤字和对外贸易逆差。由于伊拉克战争推动军费和有关各类政府支出激增，再加上布什政府几度大规模减税，使得美国政府的年度预算赤字已经超过400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对外贸易赤字去年一年也增长到7420亿美元，达到美国GDP的约7%。今年5月中旬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只有29%的美国人对经济满意。
据华尔街人士透露，保尔森出任财长，意图效仿其高盛前辈罗伯特·鲁宾，在华盛顿大展一番手脚，推行强势美元，给美国经济注入持久的活力。
尽管面临诸如时间紧迫和任务艰巨等种种挑战，但作为布什任期内首位有着华尔街从业背景的财长，保尔森的上任还是令外界充满了期待。
“是布什在求着他，”汇丰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表示，“因此，保尔森有资本去讨价还价。”屈宏斌表示，保尔森应该更多扮演经济决策的角色，而不仅仅是像其前任那样成为白宫的政策“宣传员”和“推销员”。具体而言，保尔森尤其要在财政政策以及“双高”赤字等方面采取实质性的举措，真正通过内部结构调整来解决美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屈宏斌说。“像以往那样一味地把美国的经济问题‘出口’到别的国家，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全球经济失衡。”
不管怎么样，对保尔森的提名，标志着白宫的一个重要转变。小布什一直对来自华尔街的人持怀疑态度，更喜欢任命商界人士作为纽约的财政要人。比如，他的前两任财长一个来自美铝公司(铝业巨头)，一个来自铁路公司。尽管保尔森没有英国新教徒贵族血统，但他代表了华尔街精英的精神。
布什政府一直在寻找一位更有效的经济政策代言人，保尔森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经济学家》称，他的政策本性多半都很符合“布什学”(Bushonomics)：他忠于自由贸易，是减税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他曾经说，21世纪面临一个主要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在不失去政治支持的情况下促进自由贸易。他认同全球化的进步作用，认为“无论我们在哪儿阻止或阻碍全球化，都会给更多的人制造麻烦”。
不过，只有在一个领域，保尔森跟他的新老板不合拍。他非常关注环境，而且还是美国自然保护协会的负责人，该协会支持京都议定书，将其作为一个阻止全球变暖的有效方式。此外，他还使高盛成为华尔街“最绿”的公司。他提倡的“拥抱树木”的主张，也让一些保守派大伤脑筋。
不过，对于小布什将这么一位华尔街重量级人物引入内阁，大部分人还是感觉很欣慰。这至少意味着，在对美国经济力量盲目自信的背景下，白宫官员已认识到什么地方可能出问题了。
美国的财政赤字越来越大，美元一直在下跌，金融市场也变得越来越容易“激动”。直到最近，小布什还指望万一有危机发生格林斯潘可以发发话，但如今格林斯潘已经离职，他的继任者伯南克，现在仍挣扎着试图修补他对市场的信用度。
相反，保尔森却在庄严的华尔街熠熠生辉。他掌控高盛公司8年时间，让它赚取了超高额利润；他还拥有巨大的全球人际关系库，尤其跟中国有着亲密接触。从1990年起，他访问中国的次数不下70次。无论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认为，一旦市场碰上麻烦，保尔森无疑将是最合适的掌舵人。这次任命，就像一个内部人士所说的，事实上就是在“雇用信用度”。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信用度会持久吗？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保尔森本人。他在高盛的成功有可能也预示着在华盛顿的成功，但是对此谁也不敢保证。保尔森在高盛的前任斯蒂芬·弗里德曼曾在布什的内阁运作经济政策，但取得的效果不大。而且，保尔森还要一开始就成为“熟练工”。鲁宾在成为财长之前，就多花了2年半的时间，在克林顿政府照管经济。
无论他的个人能力有多大，保尔森成功与否最终还要由白宫决定。这是因为只有他在被视作经济政策制定的中心时，他才能赢得市场的尊重。小布什的第一任财长保罗·奥尼尔就是因为在美元问题上犯了一系列愚蠢错误后，浪费了他的可信度。约翰·斯诺没犯这些错误，但他是一个小心翼翼、心思很重的人，在很多方面不事张扬。
不过，自从人人都知道他被排除出政策制定圈子之后，他也就失去了华尔街的信任。他有意推进税改，但被白宫断然“喝止”。而在今年卫生保健税改突破的背景上，也基本上看不到斯诺的印记。在白宫看来，斯诺的工作，不过就是扮演一个啦啦队队长或者布什减税政策的推销员。
如果保尔森要成为一个强势财长，他必须要避免类似命运才行。当然这并不容易。鲁宾之所以博得了政府之外的尊敬，无非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在政府里能说了算。对保尔森来说，现在真正的麻烦是，布什的第二届任期所剩时间不多了，他也不会有太多政治资本，来制定明智的政策。保尔森可能会成为鲁宾第二，但他前面的任务会更艰巨。
1946年3月28日 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海滩(Palm Beach，Fla.)，在伊利诺伊州巴灵顿的一家农场长大，信仰基督教科学派。
1968年 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获得英语学士学位。
1970年 从哈佛大学(Harvard Univ.)获得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
1970-1972年 供职于五角大楼，担任美国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的助手。
1972-1973年 尼克松在位期间，任白宫总统办公室助理。
1974年 开始进入高盛公司的芝加哥分部工作。
1982年 成为高盛公司的合伙人。
1990年 出任高盛公司投资银行部的联合主管。
1994年 晋升为高盛公司总裁兼营运总监，并首次被提名为首席执行官。
1998年 成为高盛公司高级合伙人之一。
1999年 高盛上市，鲍尔森成为美国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2006年7月 就任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
11月，美国次级信贷危机对华尔街的冲击继续肆虐，撼动了越来越多金融机构的高层。
美林证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斯坦·奥尼尔“落马”，花旗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查尔斯·普林斯递交辞呈，一周内，世界级金融机构走了两个掌门人。
说花旗会引发“蝴蝶效应”，一点都不夸张。尽管花旗已经为股东们赶走了不受欢迎的CEO，但普林斯身后却留下了65亿美元的巨额亏损。作为全世界最大的金融集团，花旗股票在个人和投资机构中拥有的形象，真的会如众多批评报告所说那样幻灭吗？这是个非同小可的问题。如果像花旗这样的“超级航母”都根基动摇的话，那么全球经济都能感到它的余震。
危急关头，花旗请出了前美国财政部长、花旗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罗伯特·鲁宾出任董事长，希望这位商政两界的风云人物能够拯救花旗，拯救美国经济的信心。
“不情愿”的临危受命
任何一个人物在临危受命之后，面临的注定是力挽狂澜的重任。而事实上，这位曾经是克林顿眼里“自汉密尔顿以来最伟大的财长”鲁宾，对此毫无准备。
就在之前几周接受采访时，对于花旗如何面对眼前的“十字路口”，是否考虑替换船长的外界猜测，鲁宾的回答是：普林斯的位置会保持到“5年后的花旗年会上”。然而转瞬间，鲁宾本人就被董事会按到了这把不那么好坐的交椅之上。在他即将70岁的时候，又一次要扮演人们心中拯救者的角色。
一直对钓鱼情有独钟、业已安享晚年的鲁宾显得很不情愿，他说“本来不会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这样的方式度过人生”。但是，出于“对公司、员工以及公司在全球经济中所发挥重要作用的考虑”，鲁宾最终还是同意了。为金融风险“擦屁股”的事，对他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这也许就是罗伯特·鲁宾的宿命。
很多人至今都清楚地记得，1999年《时代》周刊封面上出现的并肩合影：时任财政部长的鲁宾与副手劳伦斯·萨默斯、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他们被誉为“拯救世界的三剑客”。
当时，鲁宾的声望如日中天，在1995到1999年的美国财政部长任期上得到的好评如潮。上任不久就碰到墨西哥金融危机那个烫手山芋，鲁宾说服克林顿，动用财政部的汇率稳定基金，向墨西哥政府安排了巨额贷款，帮助其稳定了因比索快速贬值而引发的金融动荡。
这无疑是一个睿智的决定。当时美国民众对“邻居”墨西哥的经济危机都有一种事不关己、隔岸观火的心态，而鲁宾凭借着在华尔街摸爬30年的直觉判断，事情绝非如此。在刚刚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大背景下，如果墨西哥经济崩溃，唇亡齿寒的道理不容置疑。于是，他利用各种公开场合向民众提醒事态的严重性，并预言墨西哥经济危机导致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巨大的移民潮冲击美国。
另一个让鲁宾名声大振的，是与财政赤字斗争打了个漂亮仗。20 世纪90 年代初，美国的财政赤字有如天文数字一般庞大。早在1993年鲁宾入主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时候，他就建议年轻的克林顿总统推行大规模的赤字削减措施；出任财政部长之后，更是大刀阔斧地改革。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的财政由赤字走向了盈余，鲁宾功不可没。当时克林顿的顾问大卫·格根也因此称鲁宾为政府内阁中 “最有价值的球员”。
叱咤商政两界
如果用工作地点来概括鲁宾的履历，那实在简单不过——从华尔街到华盛顿，再从华盛顿到华尔街。
从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后，鲁宾在纽约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两年。1966年他加入高盛公司，开始华尔街生涯，其金融才能充分地显现出来。
在高盛，鲁宾最初负责的是“套汇交易”。这个华尔街惯常的“游戏”，鲁宾玩起来得心应手。自高中开始便相当在行的扑克牌技术帮了他大忙，因为打扑克牌与“套汇交易”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相通的——收集相关的数据，冷静分析各种风险，并愿意为可能出现的结果投下高昂的赌注。1977年，鲁宾凭借出色的业绩被《财富》杂志誉为华尔街从事套汇交易的“四骑士”之一。
同时，鲁宾化解危机的能力也在高盛得以彰显。1987年，高盛公司合伙人罗伯特·弗里曼因从事内幕交易被判入狱，导致公司形象受到严重影响。当时的鲁宾已经成为高盛的副董事长，他与其他高管一道，实施“零缺陷”政策，使公司杜绝一切可能再次出现的过失，挽回了公司声誉。
鲁宾在高盛工作了26年，平步青云，1990年晋升为高盛公司联席董事长之一，年薪高达2650万美元，被称为“华尔街奇才”。在鲁宾看来，高盛对自己的影响最大，他把在高盛的这段岁月称为“万事的根源”。
业界有一种看法，认为高盛是美国政界经济高管的“黄埔军校”，因为高盛公司从来都十分看重团队协作。但在年轻的鲁宾身上却出现了与之不和谐的错误：做事唐突，性格过直，待人接物暴躁无礼。最终，一位年长的合伙人告诉鲁宾，如果他希望在公司里获得提拔，必须改改自己的工作作风，多考虑同事们的见解。鲁宾对这一个意见颇感意外，但他随即就接受了批评，职场道路也由此畅通。
在高盛工作的同时，鲁宾积极地参加民主党的活动。1991 年，在朋友的引荐下，鲁宾和克林顿总统共进晚餐，这是他和克林顿的第一次会面。在那顿晚餐上，他们一起讨论了三个多小时的经济问题。鲁宾认为克林顿对问题的观察深邃，充满求知欲。而与此同时，克林顿也极为看重鲁宾在华尔街多年的经历，以及他与大公司高层私交甚好的背景。这顿晚餐成就了二人日后的合作。没过多久，鲁宾接受了克林顿的邀请，入主新组建的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
叱咤商政两界的人，似乎天生就长袖善舞。鲁宾的夫人朱迪曾经担任纽约市市长的礼宾专员，一度活跃在纽约市的演出界。但实际上，他们夫妇宁愿待在家里也不愿卷入没完没了的社交活动。即使鲁宾在华盛顿工作期间，朱迪也以“讨厌华盛顿的政治气氛”为由，始终不愿离开曼哈顿。所以，在鲁宾的财长生涯中，大部分周末都要打“飞的”回纽约看望妻子，平时则住在华盛顿的杰斐逊饭店里。
这段“候鸟”生活在1999年结束，因为他又回到了纽约。那年春天，克林顿在白宫玫瑰园宣布接受鲁宾的辞职，华尔街一片哗然，道—琼斯指数竟一度重挫200点之多。
“白宫的鲁宾”值多少钱
克林顿曾经戏谑道：在华盛顿期间，鲁宾为美国中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白宫给的报酬可比不了华尔街；去了白宫的鲁宾，自己也成了中产阶级。
鲁宾从白宫回到华尔街之后，立马有媒体跳出来说——鲁宾是作为华盛顿“使者”回到华尔街的。尽管鲁宾极力否认这一点，但他的身价却是实实在在地大涨了。
花旗集团开出了诱人的条件：每年的工资和奖金收入不少于1500万美元，此外还提供股票期权以及可供使用的私人飞机。但在鲁宾进入花旗之后，他的优厚报酬和模糊的职责就引来不断的争议。鲁宾从花旗总共获得的工资、红利和股票奖励，高于很多花旗前任以及现任高管。鲁宾到底值多少钱？
在花旗高层看来，“鲁宾的专业素养、处事技巧和职业判断力与我们的全球战略完全匹配”。而另一方面，鲁宾在华盛顿期间所掌握的人脉资源，更为花旗所看好。在任执行委员会主席期间，鲁宾在花旗的工作主要包括帮助协调收购，利用自己的关系为花旗争取业务。鲁宾与世界各地的领导和企业高层时常有联络，一位花旗高管曾经说过：“如果你需要打电话联络某人，鲁宾可以帮你做到。”
这就是鲁宾的价值所在——一个与华尔街和华盛顿都有着极深渊源的人，对花旗的意义不言自明。
“华盛顿—华尔街复合体”
如果按照当年花旗和鲁宾签署的聘用协议，对于公司行为的过失鲁宾可免于承担任何直接责任。他的职责是“战略管理和经营业务”，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评估。也就是说，假设全球经济发生崩溃，那么他要设法让花旗集团免遭殃及；至于如何收拾残局，就不关他的事了。然而，生活中总是充满了讽刺。鲁宾自己也没有想到，8年之后，当花旗岌岌可危之际，他却成了要挺身而出、拯救花旗于困境的人。
对于鲁宾的走马上任，股东们其实也不情愿。在股东们11月7日向曼哈顿联邦法院提起的诉讼中，控告花旗的数位高管未能充分把握公司战略方向，在次贷相关债券投资上不计后果，导致集团出现巨额损失，被控的高管中就包括了鲁宾。但花旗选择鲁宾自有打算，下注的信心不仅仅在于选择鲁宾，更在于对“华盛顿—华尔街复合体”的信任。
华盛顿和华尔街之间的密切配合，从19世纪就已经开始。当年威尔逊当选美国总统后，对于谁适合担任财长和国务卿的问题，就求教于摩根财团的“国王”老摩根。而华盛顿高官们与华尔街高管们之间频繁互换角色，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比如从华尔街走向华盛顿的有来自狄龙—李德财团的道格拉斯·狄龙，他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财长；此后，曾任美林证券公司总裁的纳德·托马斯·里甘，出任里根政府的财长；还有现任的财长亨利·保尔森，与鲁宾一样出身于高盛。
过去40年中，华尔街为美国财政部“输出”了6位财长，在职时间总共加起来超过20年。这是一种颇为玩味的现象。
有着“金元政治”之称的美国政治中，作为政治中心的白宫与作为金融中心的华尔街似乎注定有着暧昧的“恋情”。华尔街不仅以捐款的形式影响美国的政治选举，更以直接输送精英的手段“操控”国家的政策。而选出来的总统，也必然会为华尔街的精英们投桃报李，其出台的政策也会有利于他们聚财。这种相得益彰的绝配，恰恰印证了美国金融史专家查尔斯·基斯特在《华尔街史》一书中的论断——“华尔街历史的主题，就是金融与政府之间的曲折关系。”
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想当初，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在华尔街的联邦厅——美国第一届国会所在地宣誓就职的时候，他大概怎么都没有想到，“华盛顿”和“华尔街”这两个名字今后竟有如此深厚而复杂的关联！
LZ，前段时间TVB明星联盟在评价TVB上位最快的艺人时，大部分人都提到了陈慧珊。的确，Flora的走红可以称的上迅速，而且她在处女作一号法庭当中戏份就已经相当的重。当然，对于内地的剧迷来说，第一次认识Flora应该是通过那部经典的鉴证实录，虽然一号法庭的欧子强也是一个相当精彩的角色，但要论代表性和对Fans们的纪念意义还是聂宝言更胜一筹。记得当年鉴证实录还在电视台打广告的时候，根本没几个人知道有陈慧珊这号人物，可是随着剧集的播出，专业、冷静的法医形象立刻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亦有不少人因为Flora的聂宝言一角而对法医这个神秘的职业产生了兴趣。聂宝言这个角色即使在七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是气质出众，丝毫不见老土。其实在鉴证实录之前，邓萃雯在一号法庭当中已经扮演过一个同类型的法医角色，雯女的演技固然出众，但对于法医这种专业人士的角色塑造来说，单靠演技显然还不够，Flora的聂宝言一角能够深入民心，可以说是因为她本身的气质与角色非常地吻合。就这样，Flora以她自身的气质打开了演艺生涯的大门。
印象当中Flora带有刘海的造型不多，妙手仁心中的这个“埃及艳后”发型咋看之下有点搞怪，然而了解了她所饰演的这个角色之后，发现这个发型所透出的那种调皮又可爱的气质与角色本身非常地吻合。也许有人会说，可爱不是用来形容十几岁的小女孩的吗？而且一个律师怎么能用调皮来形容？然而看到Flora与林保怡饰演的医生“暗战”，看到她叫苏永康帅哥，我不得不佩服Flora的才能，她竟然真的可以把一个非常刻板的律师演得那么逗趣。妙手仁心的江新月和一号法庭的子强都是律师，可是两个角色给人的感觉却非常的不同。Flora在处理子强这个角色时着重突出了她表面的坚强和内心的脆弱，而在演绎新月这个角色时就用了一种比较放松的状态。其实新月这个角色和一号法庭的若晖有些相似，都是那种工作时很专业平时却很有趣的人（怎么有点欧阳震华的感觉？）。这种角色一般都很有个人魅力，让人情不自禁地羡慕他们既可以真心对待工作与爱情又可以游戏人生的潇洒。可以说，角色的魅力让Flora在一剧成名后为更多的观众所喜欢。
自鉴证实录和妙手仁心大受欢迎之后，Flora却没能再继续她刚出道时的好运，反而经历了离婚与生病这两件让她的事业和家庭大受打击的事。因为她的耳水不平衡症，她在妙手仁心2和创世纪当中的戏份也被大幅删减。而这时，关于她戏路单一只能演白领的言论也开始流传，可以说这是她在无线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幸好，她挺了过来，即使是在她只拍了半部的创世纪当中，她也给观众奉献了一次让人难忘的演出。霍希贤这个角色可以说是Flora演艺生涯的一个转折点，这是她第三次演律师，也是最后一次。一方面这个角色在职业上与她以往的角色雷同，而另一方面这个角色的性格、背景等却和Flora以往的角色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不过Flora演来却并不突兀，Helen对叶荣添的痴情以及她性格的柔弱都被Flora表现得入木三分，而我个人最赞赏的是Flora在第二部开头的一些表现，她发现荣添欺骗和利用了她后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最后即使荣添苦苦哀求也没能留住Helen，这时候我才发现，希贤变成了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处理感情也不再拖泥带水。所以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要不是Flora的病，我们也不会看到一个如此干脆的Helen，要不是她在后半部创世纪的离去，我们永远也不会看到这个整天被母亲保护着的柔弱女子也会有成熟理智的一天。创世纪大结局，Flora再度现身，她对着满天的烟火微笑，我们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但此刻的Helen却是那样的迷人。
自创世纪之后，养病归来的Flora开始积极地寻求突破，她在烈火雄心2中饰演了一个第三者，在骑呢大状中尝试古装，在美味情缘中演餐厅老板娘，每一个角色的选择都看得出Flora刻意求新求变的用心，这些尝试并不是每一个都很成功，但无疑Flora的演技在这些差异巨大的角色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而她也终于获得了TVB台庆的“我最喜爱的女主角奖”。这次的获奖更多的应该是对Flora历年来的不断自我突破的精彩表现的一个嘉奖，至于她得奖的绝世好爸中的角色，其实在Flora所演绎的众多精彩角色中算不上特别的经典，但她的表现还是相当成熟的，高佩怡这个角色本身写得很闷，并不容易演，而Flora对这个角色的把握却非常地准确。而我们亦可以看出，此时的Flora已经不需要像刚出道时那样靠着角色的魅力或自身的白领气质来吸引观众，她也渐渐懂得了怎样去演好一些写得并不出彩的角色。那些把一个充满魅力的角色演得非常出色的演员的确应该受到嘉奖，如陈豪的萧公子。但像Flora这样把一个平庸的角色演出自己味道的演员也同样值得我们鼓掌。
Flora在03年的台庆大作冲上云霄中再一次演绎充满幻想的小女人，与Helen不同的是，这一次的乐以珊少了几分苦涩，在丈夫出车祸之前，虽然错过了与亦琛的感情，但她一直活在幸福之中。而与Flora以往的专业人士角色相比，这次几乎很少有关于角色职业的戏，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演感情戏。冲上的编剧是有些失控的，拼命想在情节上创新的结果就是让Flora这个角色的处境非常尴尬，特别是结尾，男主角和别人在一起，她还要堆出满脸的笑容陪在旁边。不过与前面的几次尝试相比，这一次的Flora本身无疑更适应自己的转变了，在乐以珊的身上几乎已经完全看不出当初聂宝言的影子。只是Flora似乎还需要一个真正的代表作来证明自己演白领之外的角色也可以达到和她演白领角色一样的精彩。而这个作品，就是2004年的隔世追凶。Flora在这部剧中演了一个热爱推理的残疾作家，她与郭晋安珠联璧合的推理让我想起了经典的张大勇与高婕。另外在剧集的后半段高珊变Nicole之后角色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Flora在诠释高珊的善良乐观和Nicole的复杂情感方面都做得相当出色，在这部剧中Flora可以说是首次完整地展现出她可以同时出色地驾驭不同角色的能力，比起郭可盈在创世纪中同样的双角演出，Flora这次两个角色的层次感要更突出，因为这两个角色事实上是同一个人的两种状态。Flora在隔世中的演出可以说是去年除了金枝四女、蔡少芬之外TVB女演员中的一大亮点，至此，Flora的自我突破之路，也终于走向了光明。就像一只破茧而出的蝴蝶，拥有了一个全新的自我。
Flora在TVB一姐中的负面新闻是最少的，和老公离婚没有任何不利传闻，也甚少传出与谁不和，就连和无线解约，也是和和气气。Flora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能力的确是令人赞赏。近年来离开无线的艺人都没有特别好的发展，就连古仔也差一点淹没在千篇一律的爱情喜剧中。而那些到外面转了一圈再回无线的艺人如陈锦鸿和温兆伦，都只能感叹风光不再。Flora选择离开无线，真的面临着比摆脱白领戏路更大的挑战，但她不断挑战自我的勇气和毅力，仍然值得我们敬佩和献上深深的祝福。
1997年
《壹号皇庭V》欧子强Cat（陶大宇、宣萱、林保怡、欧阳震华、苏永康等）
《鉴证实录I》聂宝言Pauline（林保怡、李珊珊、陈美琪等）
1998年
《妙手仁心I》江新月Annie（林保怡、苏永康、蔡少芬、吴启华等）
1999年
《鉴证实录II》聂宝言Pauline（林保怡、李珊珊、陈美琪等）
《兼职警察》江碧晴（王喜、吕颂贤、吴绮莉等）
《先生贵性 》方思晴Christine（罗嘉良、江华、张燊悦、陈琪等）
《创世纪I》霍希贤Helen（罗嘉良、郭可盈、郭晋安、陈锦鸿、秦沛等）
2000年
《创世纪II》霍希贤Helen（罗嘉良、郭可盈、郭晋安、古天乐、蔡少芬等）
《妙手仁心II》江新月Annie（林保怡、吴启华、蒙嘉慧、陈洁仪等）
2001年
《美味情缘》乔花枝Joyce（吴启华、滕丽名、马德钟、杨千嬅、林峰等）
2002年
《骑呢大状》戴欢（苏永康、汪琳、欧锦棠、郭峰等）
《烈火雄心II》何宝琳Michelle（方中信、蒙嘉慧、王喜、张可颐、成珈莹等）
《绝世好爸》高佩怡Tracy（陈豪、秦沛、刘锦玲、郭羡妮、唐文龙等）
2003年
《冲上云霄》乐以珊Isabelle（吴镇宇、马德钟、苏玉华、林晓峰等）
2004年
《翡翠恋曲》莫希儿Tiffiny（刘松仁、周丽淇、郑嘉颖、叶璇、唐文龙、夏雨等）
《隔世追凶》高珊/Nicole (郭晋安、商天娥、许绍雄、江芷妮等）
《楚汉骄雄》虞姬（郑少秋 张可颐 江华 吴美珩等）<在巡回礼的时候>
2005年
《维纳斯之恋》王小欧(杜德伟、林宝、许绍洋、刘盼、墨阳、姜黎黎等)
《大冒险家》陶莉娟(吴镇宇、黄子华 、张庭 、曾江 、李强 、崔鹏 、马苏等)
2006年
《狼烟》韩叶（罗嘉良 伊能静 杜雨露 巫刚 ）
编辑本段电影
2001年
爱情观自在 小静(连凯、吴辰君等)
2002年
干柴烈火 Michelle（古天乐、杨千嬅等）
2003年
伴我骄阳（电视电影）刘恺Fion(马德钟、秦沛等)
2006年
死心不息 蒋南（连凯等）
2007年
神探（电影）（刘青云、安志杰、林熙蕾等）
保持通话（客串）（古天乐、徐熙媛、张家辉）
5岁那年她便随父母移居到了美国，在波土顿念书及生活，直到九四年十月才随丈夫回港定居。由于陈慧珊在美国修的是传播系，而她一直也对传媒工作抱有浓厚兴趣，因此。回到香港不久，她便成为了香港无线电视台明珠台（英文台）《城市追击》的主持人。整个节目她不仅担任主播，而且自己写稿。采访，从头到尾“一脚踢”。随着陈慧珊和工作人员的努力，整个节目的口碑越来越好。
很快，陈慧珊干练又不失亲和力的主持风格就引起了无线正在筹柏《壹号皇庭V》的艺员部高层的注意，在他们眼中，剧中那位特立独行的阿CAT简直就是为陈慧珊度身定作的。但或许也正是因为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缘故，使得陈慧珊的表现在陶大宇、吴启华这些艺员训练班出身的“老戏骨”中更加引人瞩目，令人有焕然一新的感觉。于是，陈慧珊一炮打响。无线高层赶紧与陈慧珊签下了全经理人约，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将其培养成一线花旦。于是很自然的，很多年度大戏、重头剧都找到了陈慧珊，她的从艺履历表上也迅速写下了《鉴证实录》、《美味情缘》、《妙手子仁心》、《吾系差人》、《先生贵性》、《创世纪》等名字；去年更签约新艺宝唱片公司，推出的首张个人大碟叫好又叫座，第二张专辑也正在筹备中，使陈慧珊真正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多栖艺人。
陈慧珊走红以后，有两件事情最让大家牵肠挂肚，一件是她那久治不愈的耳水不平衡毛病，另外一件则是她的婚姻。
虽然耳水不平衡不是什么“致命危机”，但是给陈慧珊带来的困扰可真不少。在无线长剧《创世纪II》中饰演霍希贤的陈慧珊，因为耳水不平衡加重的缘故，不得不辞演，回美休养，而剧组最后也只能大幅删减陈慧珊的戏，给喜爱她的观众留下了不小的遗憾。
本来以为一切风雨都过去了，但是就在情人节前夕，在记者追问下，陈慧珊却曝出了与丈夫分居很久的消息。陈慧珊与丈夫钟伟明在美国波士顿相识，九三年结婚，感情十分亲密，但幸福的生活随着陈慧珊工作的忙碌而出现了变化。刚与丈夫分开，继而搬离大家独居的陈慧珊表示，初期独个几生活，确是不习惯，现在因寄情于工作，忙于灌录第二张唱片，所以不感到寂寞。至于分手原因，陈慧珊始终没有透露任何细节。“分开原因我不想讲，因为每件事发生总有原因，我同他分开之后，反而变成好朋友，就算回美国时我都会想他，未来会怎样？这点大家都不知道，总之一切随缘啦。”
开始传媒以为陈慧珊还没有男友，后来听说她已经结婚几年，大惊失色地问她怎么不早说，她笑道：“你们没有问我呀。”
虽说在国外长大，但陈慧珊的家庭氛围仍然很传统，很中国化，家中的摆设全是中式的，家教更是严谨。传统的家风直接影响了陈慧珊的恋爱观，她说她绝不会同一时间和几个异性在一起，只会在结束了一段感情后再开始第二段。陈慧珊对感情是专一的，否则，她就不会和丈夫相濡以沫几年了。
陈慧珊的前任丈夫叫钟伟明，现任职香港科技大学技术转移中心副主任，比陈慧珊大十岁。他们都是在美国长大，可说是青梅竹马。陈慧珊十几岁与丈夫结缘，拍拖不久，她想：反正迟早都要结婚，就做夫妻吧！她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嫁一个好人，而丈夫正好符合这一点。陈慧珊出名后，传媒对她的丈夫也很感兴趣，但陈慧珊认为这是私人感情，无须向公众交待，所以不会在公众场合谈论感情话题。
陈慧珊现任丈夫为其经济人，两人于07年九月生得一女，取名钟律然。寓意宇宙规律合乎自然。
观众眼中的陈慧珊是那种独立自主，不受束缚，不会为婚姻放弃自己事业的标准的时代女性，出乎意料的是，陈慧珊竟然选择了早婚。对此，陈慧珊说：“其实不应该把结婚看成牺牲或束缚，最重要的是身边的人支持自己。不能说女性结婚后就应该有所牺牲，她一样可以有自己的事业。我和丈夫分别有各自的朋友，有各自的空间的事业，我暂时看不到结婚对我有什么不良影响。我承认我有事业心，虽不重，但重要！”
对于人生，陈慧珊充满希望，同时也拥有面对逆境的心理准备。陈慧珊认为，机会，际遇是自己左右不了的，惟一能主宰的是自己的工作水平，所以要不断学习，不断进取，令自己的演技更专业。 7294希望对你有帮助！
亨利·保尔森简历
1946年3月28日 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海滩（Palm Beach, Fla.），在伊利诺伊 州巴灵顿的一家农场长大，信仰基督教科学派。
1968年 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获得英语学士学位。1970年 从哈佛大学（Harvard Univ.）获得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
1970-1972年 供职于五角大楼，担任美国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的助手。
1972-1973年 尼克松在位期间，任白宫总统办公室助理。
1974年 开始进入高盛公司的芝加哥分部工作。
1982年 成为高盛公司的合伙人。
1990年 出任高盛公司投资银行部的联合主管。
1994年 晋升为高盛公司总裁兼营运总监，并首次被提名为首席执行官。
1998年 成为高盛公司高级合伙人之一。
1999年 高盛上市，鲍尔森成为美国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亨利·保尔森（Henry "Hank" Merritt Paulson, Jr.，1946年3月28日—，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是现任美国财政部长。他曾担任大型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
编辑本段青少年时代
亨利·保尔森出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在中西部地区伊利诺伊州巴灵顿一个农业小镇的农场长大，至今还在那里保留了一间居所。他身高6英尺，仪表整洁，言辞朴实，在中学时代学习勤奋，在1964年考入美国东部常青藤名校之一达特茅斯大学，获得英语语言学位，身高约1米86的他，还是美国常青藤名校最佳橄榄球球手之一。1968年，保尔森进入哈佛大学商学院，后获得哈佛大学MBA学位。
编辑本段进入美国精英阶层
1970年从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后，保尔森一脚迈进五角大楼，担任国防部长幕僚助理，尼克松总统在任期间，出任总统幕僚助理和白宫内务委员会成员。“保尔森是一只牛头犬，很像年轻时的切尼。” 保尔森的好友说起他的早期华盛顿岁月，不无赞叹，“他是推销员中的推销员，他兼具坚韧和热情，这使得他非常高效。”
1974水门事件后，他加入高盛芝加哥分部，在芝加哥分部担任银行业务助理，1982 年升为合伙人，1988年他获委任成为高盛芝加哥分部的主管合伙人，1993年升任为公司在美国中西部投资银行地区主管合伙人，1996年被任命为总裁兼首席运营官。1999年5月，他正式出任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编辑本段笑傲华尔街
在保尔森的领导下，高盛集团成为华尔街最赚钱的投行。高盛的员工数目虽然仅及业界老大美林证券和第3位的摩根士丹利的一半，但去年高盛盈利都名列榜首。此外，从2000年起，高盛就一直保持着全球并购业务第一的地位。
保尔森统率高盛期间，不仅连夺证券承销大单，并引领高盛进入商品市场。成为商品期货的最大炒家之一，高盛去年的营业收入中，商品期货交易的收入已经超出了投资银行业务。
保尔森也是华尔街最赚钱的银行家，他去年的薪酬收入为3830万美元，比美林证券的奥尼尔、雷曼兄弟的富尔德、贝尔斯登的凯恩及摩根士丹利的麦克这些大投行掌门人都高出一截。不仅如此，保尔森也是华尔街最慷慨的老板，根据高盛向美国证监会呈交的文件，该公司22,425位职员在2005年度共获发117亿美元薪酬，平均每人获得52.1万美元，在华尔街无出其右。在他的执掌之下，高盛成了美国最赚钱的证券公司。2005年，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高盛的盈利达到了创记录的56亿美元。
保尔森属于美国证券界中的“鹰派”。蛰伏高盛30余载，他“治军”严明，手腕强硬。“（在高盛）15％到20％的人创造了公司80％的价值，所以很多人可以被裁掉，而不会影响公司的业绩，”保尔森的这句经典名言至今还让绝大多数高盛的雇员们心惊胆战，虽然此后保尔森对此番言论表示道歉，但高盛的“痛苦的裁员”却没有因此停滞，据《财富》测算其裁员比例仅次于美林公司。
在独特理念的支撑下，高盛与美林及摩根士丹利多年来稳居全球投资银行业内三雄，保尔森本人也成为华尔街最能赚钱的老板，在高盛任职32年期间，保尔森积蓄了超过5亿美元的资产。光是2005年，保尔森的年薪就高达3830万美元。就在保尔森即将履新、离开高盛之际，高盛董事会又特意准备了一份1870万美元现金的“大红包”送给保尔森。
但作为高盛的掌门人，保尔森发挥的影响力远远超越高盛公司本身。除掌管高盛，保尔森还承担起公共职责，在华尔街发起公司治理运动。例如在2002年，保尔森公开严厉批评美国上市公司的渎职行为；在格拉索案爆发时，他挑头反对格拉索高达1.4亿美元的薪资结构，鼓吹对纽约证交所董事会进行改组，他还支持高盛前首席执行官约翰·塞恩出任纽约证交所首席执行官。作为高盛第一把手的保尔森也跃升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金融高手之一。2004年在美国媒体评选的“华尔街权力排行榜”上，他曾高居榜首，而被冠以“华尔街权力之王”的头衔。
编辑本段布什盛情邀请保尔森入阁
布什总统延揽保尔森入阁，着实下了不少功夫。面对布什的邀请时，保尔森当初的反应是婉言谢绝，因为他不想做一个“花瓶”和“传声筒”。在布什任内的前两任财长保罗·奥尼尔和约翰·斯诺，都不是总统决策圈内的一员，而是沦为推销白宫减税政策的“推销员”。奥尼尔在离职后就曾感慨自己被排斥在白宫决策圈外，处于一个无关痛痒的职位。
到布什再次邀请保尔森出任财长时，两人在白宫长谈了一个下午，布什答应给保尔森会比斯诺及奥尼尔前两任财长有更大的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的决策权，他的实质权力会和国防部长及国务卿平起平坐，终于让保尔森心动。布什于2006年5月30日正式提名保尔森出任财政部长，接替当天早些时候宣布辞职的约翰·斯诺。
斯诺的离职并不意外。几个月内，白宫官员们就在私下里传闻他即将“走人”的消息；但对保尔森的任命，却是出乎意料的。据说，白宫一直在试图“引诱”保尔森出任财长，但他拒绝了好几次，原因是布什内阁看起来已将财政部长的角色降格为一个“推销员”。
保尔森曾向友人提及，此番出任财长是因为“应该有一番作为”，所以他不惜放弃3830万美元的华尔街职位，去华盛顿上任，后者的收入只有20万美元，两者相差近200倍。如此巨大的差距也说明，保尔森同意出任财长绝非为了金钱，毕竟，仅其在高盛持有的股份就价值数亿美元。很快，印制在被称为“绿背”的美元纸币上“约翰·W·斯诺”的亲笔签名，就被“亨利·M·保尔森”的字眼所取代，这也是宣誓就任美国新一任财长的保尔森所被赋予的第一项特权。
相比以往的财长上任，保尔森的就职仪式似乎得到了布什的格外重视，总统先生甚至“罕见地”(美联社语)从白宫步行到财政部大楼出席仪式，而以往碰到类似情况，布什通常都会以车代步。布什宣布保尔森的任命时，称赞保尔森“有极丰富的商业经验和对证券市场的深刻理解，有能力看清楚经济局势”、“保尔森会成为我在本土及国际经济政策方面的首席顾问，我们将保持相同态度，为国民制定合适的政策，继续保持美国经济繁荣。”
“财政部－华尔街共同体的又一例证，”对于保尔森的获任，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梅新育博士如此表示，“这个‘共同体’的势力太强大了，制造业、运输业背景的斯诺根本摆不平。”“应该说布什是不得不找这个人来。” 对于斯诺的离开，彭博通讯社的评价是，“尽管深受赞誉，但他从未成为布什政府真正的‘圈内人’。”
保尔森在就职仪式上说：“美国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我们必须努力推动贸易和投资，促进改革和国际金融市场现代化。”他同时表示，自己将尽全力使美国经济继续成为“一个富有活力、弹性以及开放度的典范”。
在发表完简短就职宣言的当天，保尔森马上召集美国财政部的全体人员开会，向他们阐述了自己对于财政部未来工作的规划。在当天余下时间里，保尔森还一一与美国国会议员、政府同僚以及其他国家的财政高官进行了电话交谈。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种族问题
洛克菲勒家族有关注黑人问题的传统。老洛克菲勒的父亲和岳父斯贝尔曼在内战前就是废奴主义者，后者曾帮助黑奴逃亡到加拿大，所以劳拉纪念基金一开始就把种族关系问题列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洛克菲勒先于基金会建立的“教育总会”原打算命名为黑人教育总会，后因顾虑白人的反感遂改名，实际上仍以黑人教育为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是最大的、有系统地资助黑人教育的组织。其方针也是以职业教育为主，目的是把黑人教育成适应在工业社会中能自立谋生的人。当时在南方还没有实行义务教育制度，整个基础教育很薄弱。洛克菲勒先从培养合格的初等教育学监着手，并聘用热心教育的专家进入地方政府的教育机构，取得在南方各州普遍加强公共教育的成果。“教育总会”又于1912年拨专款通过各种渠道全力改善黑人学校和鼓励建立黑人中学，主要是职业中学，取得一定效果。一战之后南方种族主义回潮，3K党等活动猖獗，此项工作有所退却，不过并未完全放弃。有鉴于直接解决黑人学校问题阻力太大，“教育总会”于20年代建立了一个项目，培养南方教育专家，黑人白人都有，以备将来需要。被选中来完成这一任务的大学是纳什维尔的费斯克大学。1924年洛克菲勒的教育总会联合卡耐基与其他基金会共同向该大学许诺捐款总计100万美元。这一项目持续了30年，结果几乎所有南方黑人高等院校的校长都是从这里培养出来的。它不但为黑人教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人才，而且使黑人增加了自信，向白人显示出黑人的才干和潜力，这一效应的意义是无可估量的。早期的黑人教育工作都是在承认种族隔离的现实下进行的，没有向种族隔离挑战，而且基金会内部多数人实际上也是赞成隔离的。这种情况到60年代民权运动高涨时开始有所改变，并开始与一些黑人民权组织合作。196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总结了过去几十年在这方面的工作之后，确定将关注重点转移到贫民区的医疗保健和培养底层黑人的领袖人物上，改变过去培养中产阶层的黑人子弟的做法，其资助的中介机构也由白人上层机构改为一些有影响的黑人组织。不过主要与黑人组织关系密切的还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它成立之时黑人运动已进入新阶段，许多黑人民权组织纷纷成立，其有关黑人教育、福利和争取平权的工作成为该基金会的经常项目的资助对象。此外，还有许多计划外的临时对民权运动领导人的特别援助，如诉讼案件等，以及在特殊需要时对马丁·路德·金等民权运动领袖的直接资助。在黑人高等教育方面，基金会的工作包括：资助南方一些大学首次招收黑人学生；改进原来的黑人高校的教学质量；在普林斯顿、达特茅斯、奥伯林等一些大学设立暑期班，以扩大达到入学标准的黑人队伍。到1963年基金会成立50周年时，用于此项计划的款项累积达8500万美元。基金会的博物馆项目还曾于1940年资助考克兰画廊组织“面对历史：黑人在美国艺术中的形象（1710—1940）”的展览。这是第一次对美国主流画家如何表现黑人的历史的系统审视。
美国斯坦福大学怎么样
小利兰·斯坦福大学（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通常称为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或者简称斯坦福，是位于美国的一所私立研究大学，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杰出的大学之一。它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市，临近旧金山。斯坦福大学于1891年由铁路富豪利兰·斯坦福建立，拥有的资产属于世界大学中最大的之一。它占地35平方公里，是美国面积第二大的大学。斯坦福每年拥有来自美国各州和世界各地的大约6700名本科生和8000名研究生。学校分为几个学院，例如斯坦福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工学院等。该大学位于硅谷，其校友包括惠普，艺电，太阳微系统，nVIDIA，雅虎，思科，硅谷图形及谷歌这些公司的奠基人。2010年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把斯坦福的本科课程排在全美国第四（仅次于常春藤盟校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和加州理工，麻省理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齐名）。斯坦福也一直在其它大学排名中名列前茅。它是太平洋十大学联会中竞技的两所私立大学之一。斯坦福的主要体育对手是柏克莱，这两所学校每年都会在一场被称为大比赛的足球赛中交手，胜者被授予斯坦福斧。2009年的大比赛胜方为伯克莱，目前持有该斧。
创立斯坦福由美国参议员，前加州州长，铁路大亨利兰·斯坦福和他妻子简·斯坦福建立。该大学是以他们在1884年，16岁生日前夭折的独子小利兰·斯坦福命名的。他们决定以该学校来纪念他们的独子，利兰·斯坦福曾说：“加利福尼亚的孩子会是我们的孩子”。斯坦福夫妇拜访了哈佛校长伊里奥特，询问了需要多少资金可以在帕罗奥多市复制一个哈佛。伊里奥特回答说他觉得1500万应该够了。但是，斯坦福夫妇邀请康奈尔大学校长怀特作为斯坦福第一任校长的请求被怀特婉拒。[4][5][6] 相对的怀特推荐了他以前的学生，印第安纳大学的校长大卫·斯塔尔·乔丹。斯坦福夫妇最终选择了大卫来执导斯坦福，不过他们曾以他薪水的两倍邀请常春藤学院的领导们而未果。.[7]本地人和大学社区的成员常把该大学称为农场，来纪念该大学是位于之前利兰·斯坦福的马场所在地之上。斯坦福大学的校训，由乔丹校长选定，是"Die Luft der Freiheit weht。"译自德语，这句话来自于冯·修顿意思是“让自由之风劲吹”。这句格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倍受争议，当时任何德语文字都会惹来怀疑。大学方一开始并不承认其为官方校训。[8]大学的奠基捐赠书于1885年11月11日完成，于11月14日被第一届校董会通过。基石于1887年5月14日安置，在六年的建造和计划后，斯坦福于1891年10月1日正式开放，当时有559名学生和15名教师，其中7名来自康奈尔[9]。学校最初开放时不收取学费，这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0]。在第一届的学生中包括了年轻的未来总统赫伯特·胡佛，他后来一直声称因为自己是第一个住在校舍里的班级中的第一人，所以他是斯坦福历史上的第一个学生。[11]斯坦福最早的“内方院”建筑（1887－91）是弗莱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法兰西斯·沃克，查尔斯·爱乐顿·库里奇和利兰·斯坦福本人一起设计的。[编辑] 男女同校斯坦福是以男女同校的宗旨创办的。但简·斯坦福很快就颁发了一条限制招收女生人数在500名的条例。这是因为有大量女性学生入学。她不希望斯坦福变成“西部的瓦萨尔”，认为一所女校是不适合纪念她儿子的。1933年该条例被改进为本科男女比例保持在3:1.[12] 这个3:1的“斯坦福比例”一直维持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末这个“比例”变成了本科生2：1，而研究生中除了人文科目男女比例还是很失调的。2005年统计，本科招生男女基本人数相同，研究生中男女比例大约2:1。[13][14][编辑] 早期财政当斯坦福议员于1893年逝世时，斯坦福大学的存亡受到了一定威胁。一桩的关于斯坦福遗产金额1500万的政府诉讼，加上1893年大恐慌让学校入不敷出。大多数校董事提议在财政理清前暂时闭校。但简·斯坦福坚持学校继续运作。面对学校可能面临的财政危机她在1893－1905年间担起了主持学校财政，行政和发展方面的重任。她以家庭主妇的经验，用主持一家的方法主持学校。她自掏腰包来支付薪水，甚至一度需要典当自己的首饰。当诉讼终于在1895年决定不起诉时，斯坦福大学宣布当天为学校节日。[15][16]爱德华·艾尔斯沃斯·罗斯 作为美国社会学之父而闻名；1900年简·斯坦福以激进和种族主义为由解雇了他，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学术自由争论。[17]简·斯坦福的行为有时是很怪异的。1897年，她向校董提出“学生们应该被教导地球上出生的所有人都有一块生命宝石，它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世的生活和永生的生活”。[18] 她禁止学生在写生课上素描裸体模特，禁止了汽车在校园里行驶，也不允许在校园里修建医院，认为那样会让人们形成斯坦福是不健康的印象。1899到1905年间，她花了三百万来大兴土木，为斯坦福家族修建奢侈的纪念碑，而当时学校的教师和自费学生仍生活在贫穷中。[18][编辑] 20世纪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后斯坦福图书馆废墟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摧毁了主方院（包括最初的斯坦福纪念教堂），以及最早标志学校入口的大门。比原建筑规模要小的重建立刻就开始了。[编辑] 美式足球1906到1919年间，由于大量的受伤事故，大学间足球比赛受到了威胁。一些大学完全放弃了足球，而另一些，像斯坦福和加州大学用英式橄榄球来取代这项运动。1906到1914年间，这两所学校以橄榄球作为他们的主要体育运动，但很快那些使美式足球变得危险的打法被引入了橄榄球。最终，美式足球规则改变，大学开始回归到美式足球上，并复苏校际竞赛，使学生和校友能够对美国运动－美式足球有亲切感。[19][编辑] 胡佛学院斯坦福的胡佛研究所（全名：胡佛战争，革命及和平学院）是斯坦福最早的毕业生之一的赫伯特·胡佛建立的。他负责美国在一次世界大战后对欧洲的救济工作，其后1928年当选为美国总统。胡佛最初创建该学院的目的是收集当代发生的历史记录。胡佛的助手经常冒生命危险从敌国拯救文献和稀有印刷物。他们成功拯救的记录中包括了罗莎·卢森堡的论文, 戈倍尔的日记，以及俄国秘密警察在巴黎的记录。在胡佛的影响下研究机构也开始形成。当然不可避免的学院推动者胡佛和大学间会有一些冲突。1960年，格兰·坎贝尔上任学院主席，之后的大幅度预算上升，相应的胡佛学院的收藏和相关研究项目数目也扶摇直上。虽然60年代是学生运动时代，胡佛学院和大学间却一直保持并加深了双方的关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学院内中国和俄国的文献收集大增。1980年后，胡佛学院慢慢变成了一个和华盛顿有关联的保守派智囊。现在它是斯坦福大学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编辑] 1945年后[编辑] 生物1946到1972年，由于冷战和其他学术外的历史因素，斯坦福的生物科学系迅速的发展，其研究重心也发生改变。斯坦福科学当时经历了三段试验式的管理。50年代早期该系还停留在传统的独立自主科研模式下，不进行学科间合作，不接受过额政府经费。50年代到60年代中生物研究中心开始移到分子层面上。60年代晚期之后，斯坦福的目标变成把研究和发现应用于人道方面。每个阶段都是被更大的社会问题所推动，像是冷战升级，史泼尼克的发射，公共对于医药过失的关心。[21][编辑] 高科技随着硅谷的兴起出现了一股很强的地区团结。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斯坦福的领导就把服务西部作为斯坦福的任务，并据此来发展学校。同时，当地人对于感受到的东部利益对西部的剥削导致了很多自给自足的地方工业的迅速发展。因此，地方主义在硅谷发展的前五十年把斯坦福的利益和当地的高科技公司利益联系一致起来。这种20世纪上半叶西部独特的地方特色帮助硅谷准备了一个环境。这经常被一些试图照搬硅谷模式的失败者忽略。[22]二十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弗莱德里克·特曼作为工程系主任及副校长，鼓励教师和研究生创业。他经常被归功为培养了惠普，瓦里安联合公司，和其它高科技公司，最终形成环绕斯坦福校园的硅谷。特曼经常被称为“硅谷之父”。[23][编辑] 物理1962－70年间剑桥电子加速器实验室（哈佛和麻省理工合作），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一起协商关于1970年兴建斯坦福正电子电子非对称环（SPEAR）的提案。这将是美国的第一个正电子－电子对撞束储存环。巴黎（2001）曾经研究过这两个大学实验室的竞争和合作，并呈现了提议的设施图，选址因素细节的图表和1967到1970年间的不同项目企划的参数。在该项目寻求资金的五年内有几个环在欧洲建成，但大幅度的项目重申最终导致了一个超一流的设计出现。该设计很快就被应用建造，而且铺下了1976年伯顿·里克特和1995年马丁·刘易斯·佩尔两个诺贝尔奖的道路。[24] 1955－85年间，斯坦福固态科技研究和开发跟随了三波工业革新浪潮。这些革新是在私有企业，特别是贝尔实验室，肖克李半导体，费尔菲尔德半导体和施乐研究中心的支持下才变得可能的。1969年斯坦福研究院运行了组成互联网的前身ARPANET的四个最初节点之一。[25]
[编辑] 校园斯坦福校园的空中照片位于旧金山半岛上的斯坦福大学校园面积 8,180英亩（3,310公顷）[26]。座落于圣塔克拉拉谷（硅谷）西北部，位于旧金山东南方大约37英里（60千米），圣荷西西北方大约20英里（32千米）。主校区相邻帕罗奥多市，被皇家之路（El Camino Real）， 斯坦福街（Stanford Avenue），朱尼佩罗·塞拉大道（Junipero Serra Boulevard）和沙丘路（Sand Hill Road）包围。位于蒙特雷湾太平洋林镇的霍普金斯海洋站也属于斯坦福大学所有。
斯坦福大学覆盖8,183英亩（3,312公顷），是世界上连接的单块校园面积第二大的。[27] 莫斯科国立大学是垂直建造的，总实用面积更大，但占地面积较小。 位于佐治亚州罗马城附近的贝瑞学院占地共达28,000英亩（11,331公顷），而保罗·史密斯学院在纽约州北部的阿第伦达克山脉占地14,200英亩（5,747公顷），但这两所学校并不属于传统美国对拥有研究院的大学定义范畴。 杜克大学占地8,709英亩（3,524公顷），但是那是分开的校区的总面积。[28] 美国空军军官学校连接面积18,000英亩（7,284公顷），但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 达特茅斯学院拥有大片的捐赠土地，[29] 超过 50,000英亩（20,234公顷），但其中只有269英亩（109公顷）用作校园。[30][31] 西沃恩南方大学占地整整13,000英亩，但大多数都是没有使用的树林。
1886年夏天，校区开始最初的规划，斯坦福邀请了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法兰西斯·沃克和波士顿著名的景观建筑师弗莱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前来参谋。奥姆斯特德提出了校园和建筑的草案，没有选择山地，而选择了较实际的平地作为校址。查尔斯·爱乐顿·库里奇采用他过世的导师亨利·霍伯森·理查德森的理查德森罗曼主义风格来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草案。该风格特色是方形的石制建筑通过半圆形的拱门通道连接。校园最早是以当时在加州盛行的称为传教复苏的西班牙殖民地风格建造。红瓦屋顶和坚固的砂岩体在外形上很有加州特色，和当地万里晴空的蓝天非常相称。后来修建的大多数建筑也保留了相似的外观设计。
斯坦福大学最早的建筑很多都在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中被摧毁了，但大学保留了方院和旧的化学楼（化学楼没有使用，在1989年的洛马普利塔大地震后被封闭），[32]以及恩兹那楼（是赫伯特·胡佛，约翰·史坦贝克和安东尼·肯尼迪等人在校时的宿舍）。1989年的地震对学校造成了进一步的伤害后，斯坦福开始斥资亿元对学校建筑进行整修和翻新。斯坦福大学实际上是一个在圣克拉拉县里的独立未设市的人口普查区，大学的一部分土地是位于帕罗奥多市内。在很多情况下斯坦福都被认为是帕罗奥多的一部分。它们位于同一个学区内，共用一个消防局，不过它们的警察局是分开的。美国邮局分配给斯坦福两个邮政编码：校园邮件94305，邮政信箱邮件94309。斯坦福的电话区号是650，学校电话以721，723，724，725，736，497或498开头。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曾被问到知不知道斯坦福大学在哪儿。他回答说：“我知道是在美国西海岸，离旧金山不远。附近还有一所大学，他们互相抢斧子。”这是指斯坦福和柏克莱的斗争史。[33] [34][编辑] 名胜位于斯坦福大学中心的主方院的垂直环景现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些名胜景点包括主方院，纪念教堂，康托美术馆，斯坦福陵园和哀伤天使，胡佛塔，罗丹雕塑花园，巴布亚新几内亚雕塑花园，斯坦福大学树园，格林图书馆和圆碟山。弗兰克·劳埃德·莱特1937年的作品哈纳蜂窝屋，以及1919年建造的罗·亨利和赫伯特·胡佛屋都被列入国家史迹名录内.斯坦福纪念教堂罗亨利和赫伯特胡佛屋胡佛塔圆碟山[编辑] 教师住宿斯坦福教师的福利之一包括教师们可以居住，和校园步行或自行车距离的“教师区”。教师区完全位于斯坦福拥有的土地上。和公寓类似，这些房子可以买卖，但土地是以99年期租借的。该区的房子价格也有波动，不过价格变化要比硅谷一般房地产价格变化小。仍然是房价很高的一个地区，独立屋平均价格事实上比帕罗奥多还高。斯坦福大学本身作为硅谷的一大土地所有者在硅谷地价大幅上升的时代获得了巨大的资本利润，不过根据建校规定斯坦福是不可以出售土地的。[编辑] 非主校区同样处于建校捐赠上和主校区分离的设施包括大学拥有的为野生生物学家进行研究的自然保护区－贾思博山脊保护区。位于太平洋林镇的霍普金斯海洋站于1892年之后就是斯坦福所有的海洋生物学研究中心。斯坦福也拥有自己的高尔夫球场和一个季节湖（拉古尼塔湖，实际上是个灌溉蓄水池），都是濒危动物加州虎蝾螈的居住地。拉古尼塔湖现在一般都是干的，大学方面目前还没有计划来重新填水。[35]早春的拉古尼塔湖，湖后面可见圆碟山[编辑] 斯坦福的环境可持续性斯坦福有自己的免费巴士服务，玛格丽特校车，也提供各种奖励鼓励雇员拼车。大学也有几项正在进行中的可持续性方案。 目前在吉尔·马斯特斯教授监督下兴建的21,000平方英尺（2,000平方米）绿色校舍可以容纳四五十个学生，其净碳排放量是负值，整座建筑物产电要比自身耗电多。[36]一座新的环保的环境能源大楼正在兴建中。伍兹学院是斯坦福环境运动的主心骨，是一个“跨学科环境研究，教育和传播中心”。[37] 斯坦福是高等教育可持续性进步协会的一员。[38] 阿斯本学院将斯坦福商学院的MBA列为全世界500名将社会及环境问题融入未来商业领导的教育课程中的第一位。[39] 截至2009年，可持续性捐赠学院在其年度大学可持续性报告卡内给斯坦福打分为A-，这是它考察的美国和加拿大300所大学中的前十五名。（气候，能源和交通是斯坦福的弱项）[40][41][编辑] 行政组织斯坦福大学是一个免税的公司信托体，由私人委任的35人组成的校董事会所有及管理。[42] 董事任期五年（最多连任两届），每年有五次会议。[43] 斯坦福校董也负责管理斯坦福研究园，斯坦福购物中心，康托美术中心，斯坦福医药中心和一些相关联的医药设施（包括路西尔·怕卡特儿童医院）。[42]董事会任命一位校长作为大学的首席执行官，拥有决定教授职务和学校课程，管理财政和商业事务，委任九位副主席的责任。[44] 约翰·赫尼斯(John L. Hennessy)于2000年十月被任命为第十届校长。[45] 副校长是首席学术和预算官，是七个学院的系主任的直属上司。[46] 约翰·埃齐门第(John Etchemendy)于2000年九月被任命为第十二届副校长。[47]斯坦福被分成七个学院：人文及科学院，工学院，地球科学院，教育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46]教师的权力是体现在学术委员会中的，学术委员会由终身聘任和非终身聘任的教授，科研教授，一些政策中心和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大学校长和其他一些学术文员组成。不过大多数事务都是由教师中选举出来的55人的教师议会处理。[48]2006年，赫尼斯校长提出了斯坦福挑战，一项43亿美元的资金筹措运动，主要集中在三个部分：跨学科科研方案，提高教育方案，和提高核心支持方案。[49] 2006－2007年间斯坦福共从69,350个捐赠者中筹措到8亿3220万的私人筹款，是美国大学中最多的。[42]斯坦福学生会（ASSU）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政府，所有注册学生都自动成为成员。[50] 它选出的领导层包括由本科学生选出的大学生议会，和研究生选出的研究生委员会，以及被全体学生作为一个参选队伍选出的学生会主席和副主席。[50][编辑] 学术方院附近的走廊斯坦福大学是一所大型，高住校率的以研究生和专业学生为大多数的研究性大学。[51]全日四年制的本科课程招生要“更严格”，注重文理科，和研究生接触率很高。[51] 斯坦福大学是美国西部学校联盟的一员。[52]全日制本科学费2008－2009年是36,030美元。[53][54][编辑] 研究中心和学院从主方院看胡佛塔其它和斯坦福关联的研究所包括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原名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和斯坦福研究所，之前起源于斯坦福，目前是独立机构，以及斯坦福人文中心。斯坦福也是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的所在地。胡佛研究所是美国一个主要的公共政策智囊，吸引全球各地的访问学者拜访。此外还有专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弗里曼·斯保格利国际研究所。苏联曾经由于无法在自己的图书馆内找到1917年三月的“真理报”第一期而不得不求助胡佛研究所提供一份原版的微缩胶片。[55]斯坦福中心是一个高强度语言训练学院，最初在台大建立来训练斯坦福研究生汉语。之后，其它知名大学纷纷参与，学院更名为跨大学课程。现在，该课程已经移设在北京，原台北的项目作为台大的一个研究院仍然存在，现名国际华语研习所。[编辑] 图书馆和数字资源斯坦福大学图书馆藏书超过八百万册。其图书馆系统的主馆是格林图书馆。梅尔图书馆有大量东亚藏书和学生使用的媒体资源。其它重要藏书分布在雷恩医药图书馆，特曼工程图书馆，杰克森商业图书馆，法尔克纳生物图书馆，卡勃利教育图书馆，布莱纳地球科学图书馆，斯旺化学及化工图书馆，乔森政府文献馆，克劳恩法律图书馆，斯坦福附属图书馆，SLAC图书馆，胡佛图书馆，位于霍普金斯海洋站的米勒海洋生物图书馆，音乐图书馆，唐氏综合症救助图书馆以及大学特别收藏。 全部共有20个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和文字服务包括了数字图像收藏，在线文献系统，人文数字信息服务组和媒体微文字中心。一些科系和宿舍也有自己的图书馆。斯坦福是CENIC，加州教育网络动员公司的奠基者和成员，这是一个为加州所有研究和教育社区提供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极高速网络的非营利机构。[编辑] 学生学生种族分布[53][56][57]
本科研究生加州整体美国整体非裔美国人10%3%6.2%12.1%亚裔美国人23%13%12.3%4.3%美国白人38%35%59.8%65.8%拉丁裔美国人12%5%35.9%14.5%印第安人2.7%<1%0.7%0.9%国际学生7%33%不详不详胡佛塔上面西瞭望台景色，方院及附近地区斯坦福2009年招生6,532名本科生，1,021名专业学生和10,280名研究生。[53]女性本科生比例占48.9%，研究和专业学生占37.6%。[53]2007年本科第一年升学率为98.3%，四年毕业率为79.4%，六年毕业率为94.4%。[53]相对较低的四年毕业率主要是因为学校提供的共同毕业课程，允许学生将本科课程延展获得硕士学位。[58]斯坦福2008年共颁发1,646个本科学位，1,984个硕士学位，673个博士学位及271个专业学位。[53] 最受欢迎的本科学位包括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和工程。斯坦福2007－2008年共收到25,299个本科入学申请，录取2,400人（9.8%），实际招生1,703人（71%），是学校117年历史以来最低的录取率。[53][59]92%的学生是高中班级里成绩最好的十分之一，SAT测验成绩居中的四分差分别是数学680-780分，写作670-760分，阅读650-760分。[53]2009年，斯坦福共收到30,429份入学申请，录取2,426人（8.0%）实际招生1,694人(70%)，创下了新低，比前年录取率下降了近2%。[53]斯坦福录取过程对于美国公民是无视其是否需要补助的。学校每年向2,960名学生发放7,560万美元的经济补助，人均补助33,108美元。[53]斯坦福不要求收入在60,000美元下的家庭提供父母捐赠，收入在100,000美元以下家庭学费全免。[53][60][编辑] 排名
美国大学排名
泰晤士报 全球[61]16th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全球[62]3rd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美洲[63]3rd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全美（国家级大学）[64]4th华盛顿月刊 全美（国家级）[65]4th斯坦福大学本科课程被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USNWR）排为第四，[66]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列世界第三、仅次于柏克莱加州大学，[67] 泰晤士高等教育-QS世界大学排名中排世界第十六（科目排名：工程和信息技术－第三，生命科学和生物医药－第四，社会科学－第六，艺术人文－第七，自然科学－第九），[68][69]华盛顿周刊美国大学中排第四，[70]新闻周刊“全球大学”中排第二，[71]大学表现衡量中心的美国大学中列入第一级。[72]斯坦福法学院列全国第三，教育学院和商学院都是全国第二。福布斯在2009年的“最好的商学院”把斯坦福商学院列第一。[73]斯坦福医学院目前根据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其科研排第六。斯坦福所有学院（本科，研究生，专业学位）的录取率都是美国最低的学校之一。
畅时留学 为您解答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全称为小利兰·斯坦福大学（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是美国的一所私立大学，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杰出的大学之一。斯坦福大学于1891年由利兰·斯坦福建立，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市，临近旧金山。斯坦福大学拥有的资产属于世界大学中最大的之一，它占地35平方公里，是美国面积第二大的大学。
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悠久，实力雄厚，是世界著名大学。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全名小利兰·斯坦福大学，或译作史丹佛大学，通常直接称作斯坦福大学，坐落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市，是一所享誉世界顶尖的私立研究型大学。
该校校区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帕罗奥图(Palo Alto)，与旧金山相邻，占地35平方公里，是美国面积第二大的大学，与哈佛大学并列为美国东西两岸的学术重镇。
该校培养了众多高科技产品的领导者及创业精神的人才，这其中就包括惠普、谷歌、雅虎、耐克、罗技电子、特斯拉汽车、Firefox、艺电、太阳微系统、NVIDIA、思科、硅谷图形及eBay等公司的创办人，校友涵盖30名富豪企业家及17名太空员，亦为培养最多美国国会成员的院校之一;斯坦福校友创办了众多著名的公司机构，共58名诺贝尔奖得主现或曾于该校学习或工作。
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2010年盘点的亿万富翁最多的大学，斯坦福大学名列第二，亿万富翁数量达28位，仅次于哈佛大学，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前十所世界名校之一。
斯坦福大学也获得多个杂志调查评为最著名的学府之一。泰晤士《世界声誉排名》(2013-14年)将其评为第三。《普林斯顿评论》于2010及2013年所做的调查显示，斯坦福是最多美国家长及学生的"梦想学府"。一份于2003年发表的盖洛普投票显示，它也是美国普罗大众眼中第二最久负盛名的学府。美国商业杂志《福布斯》亦于2012年，赞赏斯坦福大学"因成就了硅谷及领导著世界经济与科技产品的发展，而为首屈一指的名校"。《纽约时报》及《石板杂志》甚至提到斯坦福作为"象征着美国大学"的地位及名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