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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法国的革命家,巴金简介

admin admin 发表于2024-01-19 08:34:58 浏览12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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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批赴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出了哪些重要领导？

中国第1批趁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现在重要的都当领导了。
去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重要的领导人有周恩来，邓小平等，他们都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也是我们所敬爱的人民领袖，是我国的重要领导人！

巴金简介

巴金简介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市人(祖籍浙江嘉兴)，1904年11月25日生于成都一个旧式的大家庭中。
1920年秋巴金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大量阅读西方文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尤其受到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1921年与朋友一起参与半月社和均社等社会团体的工作，1922年开始发表诗歌创作。1923年4月离开成都，到上海、南京等地，并在东南大学附中读完中学。1925年与朋友组织民众社，办《民众》半月刊，并从事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探索和社会运动。
1927年巴金赴法国巴黎求学，这期间积极参与营救被美国政府陷害的意大利工人领袖萨坷、凡宰特的国际性活动，并受其影响写作了中篇小说《灭亡》，歌颂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青年。1929年回国后，因无政府主义运动已经失败，将绝望与愤怒的心情寄托于文学虚构。所创作的小说有两大主题：一是探索青年人追求理想和信仰的道路，代表作有《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二是揭露封建家庭制度的弊害，以影射社会专制制度的罪恶，代表作有《春天里的秋天》、《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热烈、真诚，文字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巴金于20世纪30年代起在上海定居，又不断到南方和北方去旅游，写下了大量的散文游记。1934年秋去日本，写作小说《神》、《鬼》、《人》，风格渐趋平和稳健。1935年回国参加朋友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杜，任总编辑。编辑了《文学丛刊》、《译文丛书》、《文化生活丛书》等大型丛书，在发现文学新人，推荐优秀作品方面，为20世纪30-40年代的新文学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抗战爆发以后，辗转于广州、桂林、上海、重庆等地，将理想融入知识分子的民间出版事业。抗战后期创作风格转变，以描写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为主，表现出深厚的人道主义，代表作有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1946年返回上海定居。
1949年以后，历任全国文联三、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主席，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名誉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收获》和《上海文学》主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现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多次出国访问，创作了大量散文游记，以及反映朝鲜战争的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李大海》等，以歌颂新的时代和歌颂英雄为主调，并与作家靳以创办合编大型文学刊物《收获》。
1958年到1962年，《巴金文集》14卷陆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以致失去爱妻。1973年起悄悄翻译俄国民主革命家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1978年"文革"结束后，以沉痛的心情反思知识分子在20世纪所走过的道路和教训，并以个人为解剖对象，写作了五卷《随想录》(包括《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挖掘知识分子心理缺陷，提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写得沉重、真诚、深刻，被文化界誉为是"一部说真话的大书"。
巴金1982年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1983年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院士称号，1990年获前苏联"人民友谊勋章"，1990年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创设特别奖"，1993年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的"资深作家敬慰奖"，1998年获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
巴金晚年出版随笔集《再思录》、整理出版《巴金全集》(16卷)、《巴金译文全集》(10卷)等。由于在思想上和文学上的突出成就，也由于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道路探索上的典型性，80年代以后一直成为学术界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和知识分子道路的重要对象，自1989年起，全国共召开过四届巴金国际研讨会，出版过十几种研究年谱、传记和理论专著。
信报上海专电（特派记者 赵明宇）记者昨天获悉，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已经明确拒绝上海作协关于设立“巴金文学奖”的提议。
巴老去世后，上海作家协会有关人员为纪念巴金，提出两个建议：一是把“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改名为“巴金基金会”；二是设立“巴金文学奖”。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长天告诉记者，巴金女儿李小林对前者没有表态，但对“巴金文学奖”明确表示反对。
“李小林说，一方面巴老生前为人非常低调，不喜欢如此张扬；另一方面巴金清醒前就表达过，认为国内文学奖项已经有点太多。”
1990年，由巴老和另外两人提议成立的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成立，巴金任会长。当时巴老将自己在日本获得“国际著名文化人士奖”所得的500万元奖金都捐给了基金会。赵长天说，当时巴老在设置这个基金会时就说过，我们的工作不是锦上添花，而是拾遗补阙，要通过一些实际的工作切实地帮助作家，尤其是生活苦难的作家解决一些问题。15年来基金会围绕这一方向开展了许多工作。
巴金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周立民表示，巴金文学研究会也正在考虑以某种方式永久地纪念巴金，但目前方案还不成熟，不便对外透露。他们准备在25日举行的“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海内外学者共同探讨这一问题。
巴金:1904年生，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男，四川成都人。1921年肄业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8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27年赴法国留学，1928年回国。1949年后历任中国文联第三、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二、三届副主席及第四、五届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主编。中国文联第二、三、四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二、三、四届理事，全国第五届人大常委，全国第六、七、八届政协副主席。中国少年作家班顾问。
曾获1982年意大利国际但丁奖、1983年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5年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外国院士称号、1990年苏联人民友谊勋章。1999年6月9日，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以8315号小行星发现者的身份向国际小行星中心申报，经国际天文联合会下属的小天体命名委员会的批准，该小行星被命名为“巴金星”，这是一项崇高的国际性永久荣誉。1928年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长篇小说《灭亡》，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明珠和玉姬》、《李大海》、《寒夜》、《火》、《憩园》、《第四病室》，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散文集《随想录》(5卷)等，译著长篇小说《父与子》、《处女地》，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出版了《巴金文集》(14卷)，《巴金全集》(26卷)、《巴金译文全集》(10卷)等。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寻找出路。
——《文学生活五十年》
巴金一生写过九百多万字的文章，用过二十多个署名。用得最多的是“巴金”这个名字。这名字怎么来的呢?那还是在法国沙多—吉里小城，他写完了处女作《灭亡》，想寄回国出版，又不想用真实的名字李尧棠，就想起了一位北方同学巴恩波，相处不到一个月，他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在项热投水自杀。为了纪念他，就用了百家姓中这少见的“巴”字；这时一位学哲学的安徽朋友看到桌子上摆着巴金正在译的克鲁泡特金(1842—1921)的《伦理学》，就建议取用这个“金”字。一个很随意、很平常的署名，后来却成了巴金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罪证”：巴是巴枯宁的首字，金是克鲁泡特金的尾字，说明他崇拜无政府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不允许有别的解释。
巴金对鲁迅的敬重也远非自今日始。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被捕，6月盛传她在南京遇害，鲁迅曾写了一首《悼丁君》的诗，深沉地纪念这位优秀的青年作家的“罹难”。半年后《文学季刊》第一期上曾登了季羡林的一篇书评《夜会》，对丁玲有所批评。巴金从茅盾处得知鲁迅对在这种时候发这篇文章不大满意，便在这一期季刊再版时将它抽去了。由此还引发过季刊内部的一些矛盾，巴金也在所不顾。
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
哭泣是很可羞耻的事情。
我们的眼泪已经流得太多了!
给武士们当枪靶子的生活也过得很够了!
我们的血管里还流着人的血，
我们的胸膛里还跳着人的心：
我们要站起来，像一个人。
我们要坚决表示：不是任人宰杀的羊群，
我们要靠自己来决定我们的命运。
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
哭泣是很可羞耻的事情。
对于巴金来说，‘友情是生命中的长明灯’，如今身边的朋友一个个都故去了，他感到十分孤寂，于是他说：‘长寿是一种惩罚’。
汉族，1904年11月生，四川成都人，无党派，1921年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肄业。
1927年至1929年赴法国留学。1929年回国后，从事文学创作。1935年至1950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1950年后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1953年9月后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主编。1962年后任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7年至1983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8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2003年11月，国务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在上海逝世。>>
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代表，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届、二届、三届、四届、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代表作《家》《春》《秋》
巴金原名李尧棠，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
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 激流三部曲：《 家 ? 春 ? 秋 》 ，爱情三部曲 ：《雾 ? 雨 ? 电 》 。 巴金原名李尧棠，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巴金晚年提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馆。
巴金原名李尧棠，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
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 激流三部曲： 家 ? 春 ? 秋 ，爱情三部曲 ：雾 ? 雨 ? 电 。
巴金（1904～2005.10.17）,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等。四川成都人。1920年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1923年从封建家庭出走，就读于上海和南京的中学。1927年初赴法国留学，写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发表时始用巴金的笔名。1928年底回到上海，从事创作和翻译。从1929年到1937年中，创作了主要代表作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以及《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砂丁》《萌芽》（《雪》）《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中长篇小说，出版了《复仇》《将军》《神·鬼·人》等短篇小说集和《海行集记》《忆》《短简》等散文集。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创作令人瞩目，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其间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主编有《文季月刊》等刊物和《文学丛刊》等从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在各地致力于抗日救亡文化活动，编辑《呐喊》。《救亡日报》等报刊，创作有《家》的续集《春》和《秋》，长篇小说《抗战三部曲》（又名《火》），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还魂草》、《小人小事》，散文集《控诉》和《龙·虎·狗》等。在抗战后期和抗战结束后，巴金创作转向对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批判，对行将崩溃的旧制度作出有力的控诉和抨击，艺术上很有特色的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长篇小说《寒夜》便是这方面的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巴金曾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笔会中心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并主编《收获》杂志。他热情关注和支持旨在繁荣文学创作的各项活动，多次出国参加国际文学交流活动，首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报告文学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集《爝火集》、散文小说集《巴金近作》、随笔集《随想录》五集，以及《巴金六十年文选》。《创作回忆录》等多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作品大都收集在14卷《巴金文集》内，新编的《巴金全集》于1986年起陆续出版。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多年来他还出版了大量译作。巴金小说创作最为著称的是取材于旧家庭的崩溃和青年一代的叛逆反抗的作品，《家》就是这方面写得最成功、影响最大的代表作，曾激动过几代青年读者的心灵，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善于在娓娓动听的叙述和真挚朴实的描写中，倾泻自己感情的激流，细腻独到，自有一种打动人的艺术力量。

革命之母葛健豪：48岁求学，53岁赴法勤工俭学，死后毛主席赠12字

1943年3月16日，78岁的葛健豪已经到了油尽灯枯之际，她也已经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
可是，葛健豪的心中还有很多放心不下的事，她挣扎着叫来自己的长女蔡庆熙，艰难地开口问道：
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葛健豪的脸上划过一丝落寞，思考片刻后，她要求蔡庆熙拿来纸笔，替她为子女们写信。
葛健豪仿佛已经看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就在写完信后不久，葛健豪就带着对儿女们的牵挂，和未看到革命事业取得成功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毛泽东同志在得知葛健豪去世的消息后，为其写下挽联：“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
以此来表达自己对这位伟大母亲的哀思。
那么，葛健豪到底是一位怎样的妇人，为何会得到毛泽东同志这么高的评价呢？
葛健豪的原名叫葛兰英，于1865年出生在湖南双峰县荷叶桂林塘的葛家，她的父亲曾是湘军的参将，还做过盐运使和按察使。
在当时，葛家与清代名臣曾国藩家族、“鉴湖女侠”秋瑾的婆家王氏家族是当地的三大望族，这三个家族之间相互联姻，实力很是雄厚。
葛健豪从小就聪明伶俐，热爱学习，五六岁时便能背诵《四书》、《诗经》等经典文学，父亲对她很是疼爱。
在葛健豪年龄很小的时候，父亲就为她定下了亲事，刚满16岁，葛健豪就嫁到了30公里外的大户蔡家，与蔡蓉峰结为夫妻。
婚后，葛健豪总共生下六个子女，其中包括早期革命家蔡和森，和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蔡畅。
在当时的 社会 环境里，女子出嫁后就要守在家里，相夫教子，可是葛健豪却一心想着为 社会 做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后来，葛健豪听说了秋瑾的故事，她对这位能文能武的奇女子很是敬佩。
秋瑾的婆家距离蔡家并不远，葛健豪曾多次上门拜访秋瑾，和她倾诉自己的烦恼，畅聊自己的理想。
葛健豪虽然裹着小脚，但是却心怀天下，秋瑾也很欣赏她，两人聊得很投机。
通过秋瑾，葛健豪也接受到了一种，自己不曾接触过的新思想，她的心中热血沸腾。
在秋瑾的影响下，葛健豪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开始为大女儿蔡庆熙和二女儿蔡顺熙的缠足感到愧疚。
于是，葛健豪便下决心不让小女儿蔡畅重蹈覆辙，她顶着巨大的压力保住了蔡畅的脚，让她没有遭受这一封建糟粕的残害。
在葛健豪眼里，秋瑾是一位忧国忧民的革命先驱，是一位了不起的革命党人，她决心向秋瑾学习，还要让自己的孩子们成为和秋瑾一样的“女侠”。
蔡和森和蔡畅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听葛健豪给他们讲秋瑾的故事，讲革命思想。
在葛健豪的影响下，年幼的蔡和森和蔡畅早早地就在心里埋下了一颗革命的种子。
1907年，秋瑾被清王朝杀害，葛健豪得到消息后悲痛不已，她暗下决心，要带着孩子们走上革命道路，让孩子们成为像秋瑾一样的英雄。
后来，葛健豪大女儿蔡庆熙的丈夫不幸早逝，蔡庆熙的婆家要求她为夫守节，还要把蔡庆熙的女儿刘昂卖给大户人家当童养媳。
可是葛健豪不忍心年纪轻轻的大女儿背上封建枷锁，更不忍心自己的外孙女被卖掉，于是她费尽心思将大女儿和外孙女接回自己的家中照顾。
为此，葛健豪还和丈夫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但是她从来没有退缩，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
不久之后，湘乡县立第一女校开始招生，葛健豪得知这个消息后，兴奋不已，她决定带孩子们去求学，因为秋瑾告诉过她知识能够改变人的命运。
为了凑够几个人的学费，葛健豪不惜卖掉了自己的陪嫁首饰。
1 913年，48岁的葛健豪带着蔡庆熙、刘昂、蔡和森和蔡畅一起去了湘乡县城。
但是，县城第一女校却以年龄为借口，拒绝了葛健豪的报名请求。
一气之下，葛健豪一纸诉状将县城第一女校告到了县衙，在大堂上，当被问起名字时，葛健豪不卑不亢地说道：
看着眼前这位与众不同的妇人，县官对她充满了好奇，于是又问道：
葛健豪认真地说道：
最终，县官被葛健豪的豪情壮志所打动，免了她的考试，让她直接进入湘乡县第一女校学习。
就这样，葛健豪和儿子蔡和森一起进入高小班，蔡畅进入初小班，蔡庆熙就读缝纫班。
虽然葛健豪的年龄比同学们都大，但是她勤奋好学，刻苦努力，一点也不输年轻的同学们。
一年后，葛健豪筹集的学费用完了，无奈之下，他们只能离开学校回家。
可是，葛健豪回家不久，丈夫就要将十几岁的蔡畅卖给一个财主当小妾。
葛健豪自然是不同意的，再三思虑之后，葛健豪决定帮助蔡畅“逃婚”，她安排蔡和森带着蔡畅到长沙读书。
兄妹俩到长沙后，又继续求学，蔡和森于1916年考入湖南省高等师范学校，和毛泽东成了同学，同年，蔡畅也考入周南女校读书。
蔡和森和蔡畅安顿下来后，葛健豪又带着蔡庆熙和刘昂去了长沙，葛健豪到女子教员养习所学习文化，蔡庆熙到长沙自治女校学习缝纫技术，刘昂也进入到周南女校幼稚园学习。
在求学期间，葛健豪一边做工赚取孩子们的学费，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还经常和蔡和森的同学们在一起谈论时事，思想觉悟在不断提高。
学习结束，葛健豪回到家乡，开始迈着小脚，挨家挨户地去宣传民国新思想，宣传缠足、守节及童婚对女人的危害。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葛健豪发现这样的宣传效果并不好，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接受过先进的教育，他们的思想还是被封建文化所禁锢着的，根本无法接受新思想。
于是，葛健豪便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她要创办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促进女子自立自强。
在蔡和森的帮助下，湘乡县立第二女子简易职业学校很快就办起来了，葛健豪任校长，学校开设缝纫课、国文课、音乐课等多门课程。
葛健豪的办学宗旨就是让女学生在学习先进文化，开阔视野的同时，掌握一门特长，学会一种谋生的手段，可以自力更生，而不是一味地依靠男人生活。
学生在女校里很自由，除了可以随心选择喜欢的课程，她们的思想也开始从传统文化里解放出来。
在学校里，女孩儿们不再是被封建糟粕束缚的木偶，而是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
在葛健豪的努力下，放足、留短发、妇女要自立自强、拒绝包办婚姻等先进的思想在学生中蔚然成风。
可就在葛健豪办学情绪高涨的时候，学校被迫停办了，理由是学校里女学生的“越轨”行为败坏了 社会 风气。
学校办不成了，但是葛健豪解放妇女的心却依然坚定，她继续走在追求梦想的路上。
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以后，国家再次陷入困境，人民还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各种救国思想开始萌发。
1918年，新民学会在蔡和森家中成立，一群有志青年经常聚在蔡和森的家中讨论时事，寻求救国救民的办法。
葛健豪耳濡目染，也接触到了更多的新思想，她很赞同蔡和森搞革命，每次家中来人，她都热情招待，还帮忙掩护。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全国掀起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高潮，向警予和蔡畅等人也发起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
葛健豪大力支持孩子们的事业，如果遇到家境困难，但是又想去法国留学的有志青年，葛健豪不仅自己慷慨解囊，还去借钱给他们当出国经费。
在孩子们的动员下，53岁的葛健豪在年底的时候也随着蔡和森、蔡畅和向警予一起到法国勤工俭学。
在离开前，葛健豪满怀信心地说道：
葛健豪赴法留学的事迹传开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也影响到了一大批有志青年，毕竟她是我国第一个去国外留学的小脚女人。
在海上漂泊了一个多月后，葛健豪和同行的六名女孩儿终于到达蒙达尼女子公学。
因为葛健豪年龄大了，记忆力变差，而且她完全不懂外语，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葛健豪遇到了很多困难。
但是，葛健豪却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对于要学习的知识，她一点一点地研究消化，遇到困哪时，她一处一处地攻破解决。
在葛健豪的努力下，她不仅学会了用法语正常交流，甚至可以阅读法文杂志和报纸。
除了白天的学习，葛健豪还会在晚上刺绣，凭着精湛的手艺，她的绣品深受法国女人的欢迎，她也因此赚到了不少钱。
赚到钱后，葛健豪就会将其捐出来，用作其他学生的留学费用，很多学生都收到了她的资助。
在此期间，葛健豪还积极鼓励蔡和森和向警予，以及蔡畅和李富春自由恋爱，并表示赞同他们自由结婚。
即使身在法国，葛健豪也从来不曾忘却自己的使命，她不仅对国内的革命事业给予支持，还积极参加留法学生的革命活动，无论多么危险，葛健豪一直都冲在队伍的最前面。
后来，蔡和森和向警予先后回国，蔡畅又生下了女儿，葛健豪不仅要忙学业，还要照顾外孙女，她苦苦支撑着，从来没有抱怨过。
1924年，为了支持蔡畅和李富春去苏联留学，葛健豪独自一人带着8个月大的外孙女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葛健豪一边照顾自己的孙辈儿，为儿女们免去后顾之忧，一边继续着革命事业。
第二年夏天，葛健豪开启了第二次办学生涯，她在长沙创办了一所平民女子职业学院。
这所学院的办学初心是为因贫困或者年长而无法获得教育机会的贫困妇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学院的生源大多是贫困的农村妇女。
如同之前创办第二女校一样，葛健豪还是想帮助妇女们树立自立自强的意识，掌握自力更生的技能。
同时，平民女子职业学院还成了革命同志活动的场所，葛健豪时常掩护革命同志在此进行革命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平民女子职业学院遭受了破坏，葛健豪为了掩护儿女们搞革命，不停地辗转于各地。
直到1928年，葛健豪的二儿子蔡麓仙和向警予牺牲后，葛健豪才又回到老家湖南永丰，那时她已经63岁了。
刚回到老家的葛健豪生活得十分清贫，她只能带着孙子孙女，租住在别人的房子里，靠种地为生。
1938年，周恩来和叶剑英路过长沙时，还专门去永丰对葛健豪进行了慰问，并表示要把她接出去住，可是葛健豪并不想成为党组织的负担，便拒绝了。
后来，随着葛健豪的年龄越来越大，党组织相继把她的孙子孙女都接走照顾了，并按季度给她发放了抚恤金。
1943年，78岁的葛健豪在留下“革命一定会成功”的遗言后与世长辞，她一直都不知道蔡和森已经于1931年在广州牺牲。
所以在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还在询问女儿，有没有和森的来信。
作为一个被旧 社会 毒害的小脚女人，葛健豪48岁和儿女们一起求学，53岁又远渡重洋，勤工俭学，她站在了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上，努力让自己的生命发光发热。
作为一位母亲，葛健豪为中国革命培育出了优秀的儿女，蔡和森、向警予、蔡畅和李富春四个人都成为了中央委员，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为一名传奇女性，葛健豪成为《中国共产党史人物传》里唯一一个非党人士。
“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这位伟大的“革命母亲”，以及她培养出来的革命儿女们，都应该被后人铭记，更值得被后人称颂。

求周恩来留学法国的真实故事

1920年11月7日，22岁的周恩来登上法国“波尔多”号邮船，西涉重洋前往法国，开始了他的游学欧洲、追求真理的新征程。此时周氏家族家道中落，已无力支付周恩来赴法留学的费用，他留学的费用主要来自严修在南开大学设立的“范孙奖学金”。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所说：“周在欧洲时，他本人的经费支持者是南开大学一位创办人严修。”
严修（1860—1929），字范孙，被尊为南开“校父”，与张伯苓等人先后创办南开系列学校。周恩来则是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学生，从南开中学开始，周与严就有很多往来。1913年，15岁的周恩来入南开后很快显露出品学兼优的才能，得到严修的格外赏识。经济上严修和张伯苓校长经常资助周恩来，让他为学校刻蜡板或抄写讲义，以补助膳食费。入学第二年，严修破例批准他为南开学校唯一免交学费的学生。1917年，周恩来以平均89.72分的优异成绩从南开学校毕业。严修对这个年轻人寄予厚望，非常宠爱他，甚至想要这位19岁的青年作他的乘龙快婿，此事传为一时佳话。后来周恩来彬彬有礼的拒绝了这门亲事，严修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更加敬重这位不图财富努力选择自己道路的年轻人，他一如既往的资助他，在严修的帮助下这年周恩来赴日本求学。1919年“五四”前夕，周恩来再入南开，成为南开学校大学部第一届文科学生。
周恩来入大学后，积极投身“五四”爱国革命运动，成为天津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者。 1920年1月，他因领导学生运动遭到反动当局逮捕身陷囹圄，经多方营救才得以出狱。严修为了保护好这位被他誉为有“宰相之材”的年轻人，他与张伯苓商量以他在南开设立的“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出国深造。这一年，严修捐款七千元银洋，设置“范孙奖学金” ，选派南开大学最优秀学生出国深造。他们一致同意派周恩来出国留学。在南开校董事会上研究和征求部有关人员的意见时，大家也一致认为周恩来符合条件，同意派其出国留学。为了给周恩来创造更好的留学条件，严修还特意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介绍周恩来的情况，推荐他去英国留学。这年借助“范孙奖学金”出国留学的还有李福景。后来李福景之子李竞的回忆，周恩来1962年还提到此事，说他在法国的留学费用不是靠勤工俭学，而是“范孙奖学金”，正是“范孙奖学金” 起了资助革命的作用。
到达欧洲后，周恩来一直与严修书信往还，保持密切联系。严为资助周恩来，特在严家帐目上为其立了户头。除第一年留学费用是交给周恩来支票，让他亲自带走外，以后的学费，都是严修让人转寄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如 1921年严修日记载有：“2月 27日“李琴湘来（李福景的父亲），余将补助周恩来、李福景之学费，交伊持去”。为了感激严修对周恩来的资助，1922年春节，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特去拜谢严修。严修在经济上的帮助，使周恩来免受饥馁之苦，也不必像其他旅欧学生那样勤工俭学，这使他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去从事革命活动。
由于“范孙奖学金”的资助，周恩来的留学生涯实际上成了他对西欧这一资产阶级革命及工业革命发祥地的实地考察。他旅欧时的活动中心是巴黎，间或往返于比利时及德国等地，从事革命考察和领导工作。在较为系统地考察中，周恩来依据亲眼所见，对真理做了进一步的求索，并重构了自己的思想，确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并成为中共旅欧总支书记。由于周恩来在欧洲从事革命活动，有人就劝严修不要再给周恩来以资助，但他不为所动，以“人各有志”奉答，继续寄钱给周恩来。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总理于1950年在中南海西华厅设便宴招待张伯苓校长，当时在场的张希陆（张伯苓的儿子）回忆，总理曾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先生说，不要再帮助周恩来，因为他参加了共产党。严先生说：‘人各有志’。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言外之意，是感激老先生对他人格的认识。吃饭时，端上一碗汤来。总理又深情地说：“老先生就像一碗高汤，清而有味，是封建社会一个好人。”周总理对严修老先生的资助始终未曾忘怀。
相关链接：周恩来在法国的足迹
几年前，我曾两次访问欧洲。在巴黎，友人应我的恳求，带我寻访周恩来当年在巴黎的时光和足迹，使我终生难忘。今年适逢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谨追忆寻访历程，以寄怀念之情。
在巴黎上千条街道中，位于巴黎13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毫不起眼，连陪同我的西蒙夫人也很吃惊，连连询问多次才找到了这个偏僻小巷。
但走进戈德弗鲁瓦街，没几步就能看到一面墙上镶嵌着一方墨绿色的大理石纪念牌，上面是周恩来的铜质正面浮雕头像，头像下面刻着邓小平题写的“周恩来”三个中文金字，并配有法文说明：“周恩来，1922年——1924年在法国期间曾经居住在此。” 这块纪念牌是1979年法国政府为了纪念周恩来而特别设立的。
周恩来当年居住的小旅馆就紧挨着这块纪念牌。这家旅馆是一栋干净整齐的三层小楼，法国旅游局的铜牌表明这是一家二星级旅店。老板是一对华人夫妇。
女主人告诉我们，2001年，她和丈夫想要开一家旅馆，通过中介找到了这处旅馆。“我们发现，小旅馆不但整洁标致，而且舒服温馨，就毫不犹豫地接手了。当时还不知道周总理曾在这里生活过。”她认为自己很幸运：“我们去中国银行巴黎分行贷款时，他们一听说是周总理住过的房子，还给了我们一些优惠。”旅馆的1号住房，便是当年周恩来住过的那一间。这是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小房间。女主人告诉我，前来住宿的中国人并不多，但专程来参观的中国人却不少。周恩来的侄子和侄孙、蔡畅的女儿，还有那些研究历史的中国学者，都曾特意来这里小住。在房子没有被改造前，邓颖超也曾来这里看过。
1920年11月，22岁的周恩来来到了巴黎。1946年，周恩来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曾说：“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在去法之前，我已和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们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据史料记载，周恩来主要为天津《益世报》《新民意报》写文章。有影响的有长达二万五千字的长篇通信《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在天津《益世报》上分十天连续刊载。那时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周恩来从法国发回的通讯报导。
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聂荣臻后来在自己回忆录中写道：“恩来在法国的生活十分艰苦。他住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小旅馆三楼第16号房间，唯一的一间住房不到10平方米，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木桌外，容不下多少别的东西，真可以说是"身居斗室"。这里既是他的住所，又是我们办刊物和进行党团活动的中心。人多了，实在装不下，就只好到广场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活动。每当我到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找人谈话，就是在伏案奋笔疾书。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
我翻阅了“留言薄”，许多是中国游客写的，也有用法文、英文、俄文写的。邓颖超和他们的侄子、侄女都留有笔迹，几任驻法大使：韩克华、黄镇、姚广、吴建民……都有签名。一位前苏联汉学家伊凡诺夫访问后留下深情的题词。他说：“……周同志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伟大的战士……他从这里起始，一生奉献于共产主义事业，毕其一生……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也是世界人民的伟大儿子……我们永远怀念他。”
我就要离开时，在住房一角一个不起眼的展柜里，偶然发现了一件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珍贵文物，淡黄纸复印件，是周恩来1929年7月下旬回国的时候，带回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给团中央的一封报告。里面写着对他的评语：“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1924年7月20日。”可惜我没有摄像、复制，只能手抄，至今保存在我的《出访笔记》中。
告别法中友协秘书长西蒙夫人时，我对她陪我寻访周恩来巴黎故居表示深情地谢意。她却说：“周恩来是世界名人，和平的旗手，我一向尊重他。今天有机会陪中国友人寻访他当年在法国的故居，也是我的荣幸。我又知道了许多，使我更加钦佩这位伟人。我永远会纪念他。”
1920年11月，22岁的周恩来来到巴黎，开始了两年多的勤工俭学生涯。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兼做社会调查，周恩来在巴黎13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弗鲁瓦街15号一家小酒店住了两年多。其间，到咖啡馆喝咖啡成了周恩来了解社会、发展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
花神咖啡馆，位于巴黎第六区圣日尔曼大街172号，是巴黎三大著名咖啡馆之一，1865年开始营业，它以接待文化艺术界人士而闻名于世，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毕加索、萨特、布雷东还有政治人物托洛斯基都在那里喝过咖啡。
在自己勤工俭学及友人的资助下，周恩来的留学生涯实际上成了他对西欧这一资产阶级革命及工业革命发祥地的实地考察。他旅欧时的活动中心是巴黎，间或往返于比利时、德国等地，从事革命考察和领导工作。
在较为系统的考察中，周恩来依据亲眼所见，对真理做了进一步的求索，并重构了自己的思想，确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并与赵世炎等同志亲自组织建立了中共旅欧支部。
扩展资料：
周恩来的学生时代：
周恩来自幼在嗣母陈氏的指导下学习经典名著，打下了扎实的文化根底。从1910年至1917年，他先后入银岗书院、东关模范学校、天津南开学校读书，不仅在才学、品行、社会活动诸方面都有出类拔萃的表现，而且还确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雄心壮志。
他还远赴日本和欧洲留学，在反复思索的基础上，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并于1924年7月从法国启程，由海路回国，投身革命事业。两个月后，周恩来到达广州，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开始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事业之中。
周恩来的学生时代，无疑是他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逐渐成长为一代伟人的重要时期。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日报-我们的法兰西岁月：讲述老一辈革命家在法国的故事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周恩来的学生时代

李维汉的介绍

李维汉（1896-1984），又名罗迈，湖南长沙县人。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蔡和森等校友结识，并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留学，后参与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筹建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八七会议后，李维汉一度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解放后任中共统战部部长。有两子，分别是李铁映、李铁林。李维汉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和卓越领导人。1主要著作有《李维汉文集》、《回忆与研究》。

有关周恩来的资料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浙江绍兴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1917年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五四运动中，在天津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1924年回国。1927年8月1日领导了南昌起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政府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主席。是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周恩来（1898～1976）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1949～1976）。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1919年回国，9月入南开大学，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并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共同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2年和赵世炎（后来是党的前期重要领导人之一）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翌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后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同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为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为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出了卓越贡献。1972年患膀胱癌后，仍然坚持工作。在1975年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在中国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号召。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周恩来在20年代与邓颖超结婚，无子女。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浙江绍兴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1917年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五四运动中，在天津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1924年回国。1927年8月1日领导了南昌起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政府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主席。是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原名周怀民，字恩来，男，华北兴县（现为湖北省兴山县）人，祖籍江苏省苏州府常熟县，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席。他是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早年留学日本，后参与中国早期的激进派革命活动。1921年，他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党的早期成员之一。他积极参与国共合作，1924年跟随国共合作的先锋组织“白色区工作团” 进入国民党统治的国内革命根据地，在江西苏区建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红军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周恩来成为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负责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击国民党军队。他曾带领解放军取得多次重要胜利，如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最终于1949年成功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中，周恩来担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长达29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他积极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如《土地改革法》和《镇压反革命法》。他还发起实行一系列外交政策，积极推动中国的国际地位。他在外交上的贡献包括签署《日内瓦会议公约》，成功将回归到中国领土。1976年，周恩来逝世，享年77岁，他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伟大革命事业中的杰出人物，被尊称为“周总理”。他的领导才能和政治智慧备受赞誉，为中国历史和世界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恩来，号周文斋，男，祖籍浙江绍兴，后定居江苏镇江，出生于浙江嘉兴，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者之一。他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被誉为“近代中国最全面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外交家”。周恩来早年在法国留学期间，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他参与组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成为中共的重要干部。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阶段，周恩来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为党的组织、宣传、军事、外交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至1945年，周恩来担任党的北方局、中央局的负责人，主导了抗日战争时期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此后，他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等重要职务，在国共内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是新中国的首任总理。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建设，包括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工业化等。同时，周恩来也是中国外交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重要的地位。周恩来以他的智慧、胆识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崇敬。他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领导人，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他于1976年1月8日逝世，享年77岁。
中国江苏网讯：昨日，官兵在瞻仰周恩来总理雕像。当日，南京军区驻淮某部千余名官兵专程赴周恩来纪念馆，开展“缅怀周恩来总理丰功伟绩，忠实履行新世纪我军历史使命”主题活动，通过参观伟人生平事迹、重温入党誓词等形式，坚定官兵“立足军营、矢志打赢”的理想信念。
周恩来 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原籍浙江绍兴。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 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 1925年2月、10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 红军时期的周恩来
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1945年8月和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 1946年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 西安事变时的周恩来
1947年7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9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 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 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 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周恩来总理
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 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 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主要著作编为《周恩来选集》。 夫人邓颖超。[2][3]

敢作敢为的留学生是谁？

1919年6月，不满18岁的陈毅随同成都第一届（jiè）留学法国勤工俭学学生起程了。他们先到上海，然后由上海乘远洋船只赴法国。
四川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在上海等待一个多月。1919年8月12日，陈毅和他的同学们上了一艘法国货船。在海上漂泊两个月后，他们终于到达法国。
踏上法国土地后，迎接他们的不是鲜花和香槟（bīn），而是一种羞辱感。当船在法国马赛停泊后，留学生们下船。前来迎接的自称是中国领事的人，竟然是一个地道的法国人。用外国人作中国的领事，这使接受一些新文化同时又有了外交常识的陈毅和他的同学备感耻辱。一个泱泱（yānɡ）大国，竟然连一名驻外国使节都派不出来，可见落后到了什么程度。
政治屈辱的阴影还没有消除，身体的摧（cuī）残又接了上来。下船后，陈毅等九名同学终于撑不住了。生病的学生都被送到华工医院。这里医疗设备简陋，对病人几乎不作治疗，生活条件极差，每天给每个病人发一块又黑又硬的干面包，根本没法吃。有些病人得不到及时治疗和必要的营养，住院不久就死在了医院中。历来有胆有识的陈毅，实在看不下这悲惨的场面，就联合其他同学，向法国当局提出了严正抗议。在陈毅等人的斗争下，医院承认了错误，使病人的治疗和营养条件有所改善。
陈毅来到巴黎，在华侨的帮助下到巴黎近郊一家工厂做工。他想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法语，等到法语过关后，再到适当的大学学习。
1920年下半年，欧洲经济危机蔓延蔓延：形容像蔓草一样不断向周围扩展。开来。市场萎缩，工业萧（xiāo）条，大批产品积压，通货膨胀，工厂一家接一家倒闭，工人大批失业。中国的留学生找不到工作。他们本来是勤工俭学的，没有工作，连生活都无着落。组织中国学生来法学习的机构是华法教育会，曾经收到过一些勤工俭学捐（juān）款。这些钱本来是用于支持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学生进行学习的。可是，该机构的上层分子竟然把捐款贪污了。1921年2月28日，是华法教育会发给勤工俭学学生生活维持费的最后一天。这一天，陈毅等人率领400余名勤工俭学的学生列队到中国公使馆请愿，要求他们把准备遣（qiǎn）返学生的钱拿出来暂（zàn）时维持大家的生活，同时，提出要北洋政府为留学人员提供必要的生活费用。这些合理的要求部分获得了满足。此时，陈毅等人逐渐接受了工人运动的思想，开始积极参加进步活动。
1921年春季，陈毅从外省回到巴黎。一天，他应邀到一名法国工程师家中作客。这位法国人告诉陈毅，北洋政府已向法国提出，愿以川、滇（diān）诸省铁路的建筑权和全国印花税作抵押，向法国政府借款购买军火。已经懂得政治并充满爱国心的陈毅立刻意识到这是一起严重的卖国行动。辞别法国人后，陈毅立刻找到周恩来等人讲述了北京政府的秘密活动。陈毅等学生怀着强烈的爱国心，积极组织起来，连夜赶写通讯，号召中国的勤工俭学学生行动起来，参加反对北洋政府的卖国勾当。6月30日，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300多人，汇集于巴黎哲人大厅，举行大会，坚决反对北京政府的秘密借款行动。到8月中旬，他们选出陈毅等10人为代表，到中国驻法国公使馆，让他们转达学生对北洋政府的质问。消息传到国内，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国内也组织起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坚决反对军阀（fá）出卖主权，借款买军火打内战。迫于内外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停止借款活动。北洋政府派往巴黎的代表灰溜溜地离开了法国。
由于积极参加进步社会活动，陈毅成了中国公使馆和巴黎警察注意的对象。1921年10月14日被遣（qiǎn）送回国。陈毅赴法勤工俭学的学习权利，就这样被无理地剥夺了。此时，陈毅才刚满20岁。
他回国后继续求学和奋斗，先后在上海、重庆、成都等地，一面寻找工作，一面坚持读书学习。他在《新蜀（shǔ）报》当了一段时问的编辑。1923年他到北京，进入中法大学学习。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yá）。
1927年8月初，南昌起义失败后，他从武汉赶来，追上了撤离南昌的队伍，担任了起义部队七十三团党代表。他没上过军校，但却以一个革命者不怕牺牲和刻苦学习的精神，在残酷的军事斗争中掌握了战争指导规律，成为一名伟大的军事家和共和国元帅。

周恩来在法国留学的时候都怎么学习的？生活的？

周恩来和张若名友谊是在天津南开开始的。
张若名，1902年出生于河北省清苑县富裕人家。1916年考人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颖超同为第十级学员。
家境好，人特别聪明，性情刚烈，心高气盛。在校期间的成绩据说是从没得过第二，人又长得漂亮！是一个在任何地方都是拔尖的人物。
1919年"五四"运动中，她与郭隆真、邓颖超等发起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9月，她与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等人创建革命团体――《觉悟社》。12月，17岁的张若名当选为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评议委员会委员长－－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学联主席吧。
1920年初，抵制日货活动中，周恩来做总指挥，和郭隆真、张若名、于方舟带领数千名民众到直隶省公署请愿。4人当场被捕，张若名与周恩来一同坐牢。期间，邓颖超领人要求代替他们坐牢。经过半年的斗争， 7月17日，全体代表获释出狱，周恩来等人被当成"英雄"，胸佩"为国牺牲"的纪念章和大红花，受到锣鼓鞭炮的凯旋式的欢迎，在组织学运和牢狱斗争中，周恩来和张若名惺惺相惜，英雄相敬，结下了深深的情谊。两人的才气本身都是不同凡响，相貌又是难得人中龙凤。
邓颖超后来对侄女周秉德说："那时觉悟社的人都说，如果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和张若名就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的确，周恩来和张若名的友谊是纯粹、圣洁的。
当时《觉悟社》的二十多个成员相约，从事学生运动期间不谈恋爱，不结婚，张若名、邓颖超自然恪守约定。 深受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张若名、邓颖超思想颇为极端激烈，一心要独立，一心要自由，根本不会把自己的一生托付、依靠于某个男子。
周恩来刚从日本回来，更是清教徒般宣称抱独身主义。他认为，只有独身主义，了无牵挂，才可以一心从事革命，从事救国，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中国。
"面壁十年"的绝决是他人格中最具禅意的誓言。
尽管他风度翩翩，才华横溢，有不少女孩子－－包括前清老翰林南开创人严修的女儿，为爱国学生辩护的大律师刘崇佑漂亮的侄女对他暗生情愫，但都被周恩来的独身主义挡退了。
从学运领袖人这一点上，周恩来、张若名、邓颖超是志同道合的青春战友。若论私情薄厚，周恩来与张若名的接触从组织工作、领导地位的角度讲会比邓颖超更多些。张若名的才情、能力更强一些。
主要的是邓颖超当年不过是15岁年纪，尚未深更情欲，而张若名则已是17岁的漂漂亮亮的一个大姑娘了。
1955年，周恩来对这段雾水情缘，毫不掩饰。在晚辈好奇的追问下，当着邓颖超的面，含蓄而概括地说："开始两人的确不错。"邓颖超在旁边望着早年的恋人，永远看不够的丈夫，堂堂的共和国总理，任其表白，笑不启齿。
【留学法国】
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出狱后不久，《觉悟社》组织考虑到被捕社员的安全，一致主张他们4人赴法求学。 前往法国的路费、生活费不是个小数目。
严修、刘崇佑两位没做成的老丈人钦佩周恩来的真诚和品德，器重周恩来的才干和早慧，认定周恩来非池中之物，在这个时刻，雪中送炭，资助周恩来赴法。同时周恩来也以特约通讯员身份给天津《益世报》撰写旅欧通讯得到些补助。
张若名的家境好，但老爷子不同意。
她背着家人去保定留法预备班报了名，父亲得知消息立刻派人赶到保定。张若名料想赴法计划已暴露，刚烈的性格哪会屈服，毅然离家出走。临走还使了个"杀手锏"，她给父亲留了一封信说："你们不要追我，你们若是追我，我就跳海了。"
在周恩来，刘清扬父亲的推荐、担保下，又由津学联借支了一笔钱，这样才凑足了赴法经费。张若名文笔很好，与恩来一样以北京《晨报》特约通讯员身份写稿补救。
周恩来临去法国前，邓颖超想到欧洲天气寒冷，怕周恩来不适应，特地赶织了一件毛衣送他，在毛衣领侧内绣了一行小字："给你温暖－－－－小超。"周恩来安慰邓颖超说："别灰心，你年龄还小，以后还有学习机会。我到欧洲后，一定给你写信。。。"说者情深意重，带着兄长般的关怀；闻者切切悲泣，带着朦朦胧胧的恋情。邓颖超点了点头。。。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乘法国轮船《波尔多》号离上海赴法。这一年周恩来22岁。 周恩来在法国入党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共产党旅法小组》（后发展为《旅欧支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
1921年，周恩来先在巴黎郊区的《阿利昂法语学校》－－（ALLIANCE－FRANCAISE）补习法文。不久，转到法国中部的布卢瓦城－BLOIS继续学习法语。尽管学习紧张，还进行社会调查，晚上常常通宵达旦地给天津《益世报》撰写旅欧通讯，但他还是挤出时间多次给邓颖超写信，托教育家马千里转交邓颖超。后来，周恩来与邓颖超便直接通信往来。信中更多的是讨论新思想、政治动向，看不到多少春花秋月、离愁别恨。
此时周恩来正热恋着如花似月、整日笑语盈人的张若名。
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中多是一时精英，藏龙卧虎。女少男多，而张若名又是花容月貌、目若朗星，整18岁。不乏有跃跃欲试的，可的周恩来人品、才华、能力、相貌无论单项、综合都是凤麟龙角，令人自惭形愧，窃窃有意者逐渐隐隐退去。
刚到法国时，郭隆真和张若名在巴黎的云母片厂一面做工，一面学习。郭隆真比张若名大8岁，总像大姐似地照顾张若名。
1922年，她俩一起加入赵世炎、周恩来、李富春组织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少共组织内，张若名化名"一蜂"，而张若名来之前只学过几个月的法文，一到巴黎更是如鱼得水！
以其特有的聪慧和运用法语的能力，居然和法国人讲的貌似神合，有鼻子有眼，令一起学习的朋友们心悦诚服。仅在1921年内就为《晨报》撰写了关于留法勤工俭学和一战后欧洲信形势等10余篇文章，这些在劳累的工余、在床头混暗的灯光下信笔写出的文章，今天读来依然是栩栩如生，思路清晰，体现出她观察和认识问题的敏锐能力。法文进步很快，短短一年张若名的法语就和包括周恩来在内的留学生拉开了距离。
张若名能够顺畅阅读、翻译马克思主义的法文原著，所以在少共组织的共产主义研究会中，常常由她担任主讲人。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她又把讲稿整理成文章，写下了学习心得和宣传提纲，如《帝国主义浅说》《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等在法国《赤光》杂志上发表。后来这些著作杂在国内公开出版。
同时，她还经常为国内的《晨报》《妇女日报》等报刊撰写法国通信。
另外，也因她的法语口语比较流畅，又是女子，身份隐蔽，在组织内还担负一项特别任务，即和法共保持秘密联络。
【初恋总是特别美好的】
初恋总是特别美好的！－－1922年应是周恩来与张若名感情最溶洽的一年。
两个人都是活动力极强的人，又是异地他乡的旧朋友、战友。应该说，在这一年周恩来还没有确定谁是自己的终生伴侣。但法国浪漫的土壤，巴黎浓厚拉丁风情，丰富的文化底蕴，肯定改变了这位留日学生的僵硬教条，开始能以"布尔乔亚"的情调去领略和欣赏生命的美、生活的美，包括对异性美的欣赏。
来人称"周恩来是共产党里最有人情味的人"，与这几年经历、阅历是分不开的。
不过，周恩来有周恩来惮惧的人，这个人就是蔡和森。毛泽东最早的引路人，周恩来兄长级的良师益友！ 蔡和森是湖南人，曾与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最早提出"必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旨，主张暴力革命，思想和行动极为左倾和激进。
蔡和森绝对是个怪杰，一到法国，就不想进工厂也不肯随班学法文，除开会外整日抱著〖法华新字典〗找僻静处看书。囚首垢面高谈马克思主义，开口闭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把所译的错误百出的《国家与革命》逐段传给别人看。他看到周恩来工作缓慢了，学习松懈了，立即火暴脾气上来，向周恩来发出警告："你不该沉湎于美，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双眼应该一直盯在受压迫、被剥削的工人身上。"
胸有大志的周恩来，平日十分佩服蔡和森身上那种纯粹的无产阶级献身精神。被这老兄的"当头一棒"猛然喝醒，深悔沉湎其中，几不可自拔，他没忘记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蔡和森对周恩来声严色厉地呵斥，冲淡了外界美色对他的吸引力。
周恩来后来向邓颖超表白："有蔡和森这样一位朋友就足够了！"
周恩来从这个时候开始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了。
张若名作走为终生的伴侣到底合适吗？周恩来考虑着这个问题。。。。若名是勇敢的，嫉恶如仇！但复杂的党内头争要求你必须服从党的纪律。。。有时荒谬的但个人委曲必须退让；若名是积极的，但她的家庭出身，使它的党性一直是受其他同志的怀疑；若名是可爱的，但她的才高气盛，使她无可忍耐，一次次的辩论，让已疲惫不堪的周恩来感到终究必有一伤。
周恩来知道自己的选择，他感到万分的痛苦，他想到了温顺可爱而又坚强的小超时－－－－－这位未来的共和国总理此时做出了个终生的选择！
1923年张若名离开了巴黎。十分伤心地和周恩来分手。
【古寺青灯】
1923年，郭隆真从巴黎来到里昂，意外地遇上了自己的大名县同乡杨堃。郭隆真很高兴地把杨堃介绍给自己最好的女友张若名认识。当时，杨堃还在奋力攻读理科硕士学位。象个"老夫子"。郭隆真热心他们的百年之好。而杨堃的婚姻是家庭包办。好事变成恼事拖了下来。张若名对婚姻的态度，并不急于做出选择。因为她要做的事很多。
1924年很快来临了，这年对于张若名是个多事之秋。
张若名因组织活动，受到了法国秘密警察的追查询问，险些被当局驱逐出境。1924年，周恩来也不再担任少共书记，新任书记作风专横跋扈，刚烈正直的张若名对此极为愤慨和不满。
经过许多不眠之夜，反复痛苦的思想斗争，张若名终于为自己选择了今后的道路：放弃政治活动，退出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求学。
关于这段历史周恩来评论说：
"在巴黎，我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张若名法文较好，经常担任主讲人，还将自己的讲稿整理成文，发表在‘少共机关报《赤光》上。但是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她在党内受到审查。又因参加政治活动，遭到法国警察几次跟踪盘问。她感到委屈和不满，决定退出党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
"我是认定马克思主义不变的，我的终生伴侣，必须是志同道合，经得起艰难险阻的战友。于是我主动与张若名说清楚，开始与邓颖超通信，还向她求婚。"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来信越来越频繁，总计达250多封。周恩来逐渐发现邓颖超正是他要寻找的人生伴侣，这样，1923春天年，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定了爱情关系。
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于1919年，1923年确定了关系，1925年结婚，从相识到结婚，整整经过了六年时间。 1924年7月，周恩来奉调返回祖国。同年冬季，郭隆真去苏联学习。张若名先后把两位最亲密的战友送上了火车，以后在法国的路，只有她独自跋涉了。
张若名选择的路，无形中使她和"老夫子"杨？靠近了。她搬进了距离里昂大学较近的一所天主教女子中学公寓，这里的租金相对便宜，又供应伙食。
她像一名圣徒修女一样，在这个"保护圈"公寓住了将近3年。
几乎没和一个中国人见面！
几乎没说一句中国话！
同时，这种"修女"式生活，也使她摆脱了法国秘密警察的追踪。
教堂地钟声，伴随着这个曾经名震京津一代才女，埋葬了她青春中最美丽的时光！
一个可能会有毛泽东、周恩来那样作为的五四时期"急先锋"、激进"少年共产党"嬗变成一位古寺青灯下的学者。
功夫不负有心人。1927年10月，里昂中法大学招生。张若名以3门专科合格的优秀成绩，顺利地踏入著名的里昂中法大学校门。准备在这里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专业就选定世界高水平的法国文学：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法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
至此，张若名通过自己的5年的努力奋斗，已同杨堃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同在一所大学，同在攻读文科博士学位，关系自然比以往更密切了。
数年的枯等－－－－杨堃对张若名始终一往情深，若名对杨堃的了解也日渐加深。时机尚不成熟，杨堃与张若名的关系仍未明朗...好事多磨－－－亲戚们都开玩笑说杨？是"长脖老等"。杨堃却相信时间的考验，相信有情人终成眷属，他很有自信地等下去。
【里昂咖啡馆】
这一晃就是6年。
1930年春天一个夜晚，天已经黑了，张若名仍在宿舍里埋头读书。
突然，她听到楼下有一个微弱而清晰的声音在喊："张若名，张若名！"她颇觉奇怪，马上下楼去看，只见一个男青年，穿着一套笔挺的白色西装，头戴白色"法国盔"。那人顺手摘下黑墨镜，张若名大吃一惊，这不是周恩来吗？
周恩来小声说他的行动十分秘密，二人悄悄离开中法大学，向附近的村镇走了一段路，然后进了一家小咖啡馆。
老友相逢，分外亲切！
周恩来告诉她，自己去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的会议，途经里昂、马赛从海路回国途中专程来见她的。并告诉她已于1925年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小超向若名姐问好。
张若名向周恩来诉说了这几年攻读硕士学位的艰苦经历。
周恩来还对张若名说了目前在国内干革命相当危险，他常是随身带着烈性毒药，随时准备为严守党的机密献身。最后他深情地对张若名说："这次分手，不知什么时候能再相见，也许个人牺牲了，看不到革命胜利，但即便如此也在所不惜。"
张若名望着这位自己唯一钦佩、爱慕的恋人，听了这些话，泪眼迷朦、不能自己！
人面桃花，不是当年了！
尽管张若名没有同周恩来一样，同走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但周恩来始终把她当作可信赖的的朋友。张若名对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革命志向表示敬佩，祝愿共产党早日成功。她向周恩来再次保证：永远不泄露共产党的秘密。
畅谈了一个多小时。中法大学的大门快要关上了，周恩来也必须赶快离开里昂。
在咖啡馆门前的夜幕下，两人互道"珍重"，握手告别。
月明星稀，张若名思潮滚滚、情意绵绵！
25年后周恩来向侄女解释自己的感情："你知道世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除了恋人，还有友情，不能当妻子，却能继续成为朋友嘛！？就说张若名，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坐过半年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她自己放弃对革命的追求，但不等于她就一定站在敌人一边，出卖我们。我们还可以是朋友嘛。"
【中国第一个留法女博士】
1930年春，杨堃已在国内公开告示，与家中的妻子离婚，并把消息告诉了张若名；同时，杨堃还把自己写的一篇《我的婚姻史》拿给张若名看，文中剖白家庭为他包办婚姻的过程，自己对婚姻的认识，以及后来痛苦的离婚经历等等，并以这几年他与家庭间的几十封通信为证。
杨堃的坦诚和衷情深深打动了张若名，她感到万事具备，不能让一往情深的杨堃再默默等下去，她终于决定了自己的终身大事，与杨堃结婚。
蜜月度假返回里昂后，张若名便专心投入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最后几章的写作，并于当年秋天全部完成。
全文用法文写作，共计5万余字。
安德烈·纪德是一位古典大师作家，10多年后的1947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此时，他在文坛刚刚有了影响。张若名为纪德作品中通篇闪烁的纯洁、诚实、自然而优雅所吸引，把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才能用于研究之中，从纪德的个性、作品、心理、情感等多方面进行分析。
论文完成后，张若名把打印稿寄给了住在巴黎的纪德，不久，纪德回信写道："通过您的大作，我似乎得到了新生。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全信充满了赞扬和感谢的话语。
张若名仅以国内中等师范学校肄业，没有一点法语的基础，凭着她的聪明才智和顽强奋斗精神，寒窗7年，终于以优异成绩取得了文科博士学位。当时与她先后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女学生约有40余人，而能够获取博士学位的唯有她一位。
她成为中国第一个留法女博士，同时又是中国第一对"博士夫妻"的女主角。
这是20世纪中国留学史上闪光的一笔，更是中华女性的骄傲和荣誉。
人家周总理出国，可以冷水就面包吃啊

巴金的背景

人物背景：
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
1920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读书期间，在“五四’新潮思想影响下，加入进步青年组织“均社”。
1923年，离成都去上海、南京求学。1977年，任1983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1925年，8月，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因病于上海休养。9月，参加发起无政府主义组织上海民众社并出版《民众》半月刊。本时期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一些著作。
1927年1月，赴法国巴黎求学。在法期间，一方面大量阅读西方哲学和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时时关心着中国，开始写作《灭亡》。
1928年12月，回上海。从事文学编辑与创作。
1933年，任《文学季刊》编委
1934年，赴日本旅行。
1935年，8月，从日本回国。主持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编务，主编《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学生活小丛刊》等。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任《救亡日报》编委，与茅盾共同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杂志。
1938年，2月，写完《春》。3月，参加文协，被选为理事。
1940年七月始，辗转于昆明、重庆、成都、桂林、贵阳等地，从事抗日文化宣传活动。
1944年5月，与萧珊在贵阳花溪结婚。
1945年，于重庆作《第四病室》。11月返回上海。
1949年7月，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当选为文联委员。
1950年后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
1950年，7月，当选为上海文联副主席。11月，他参加了华沙第二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后又五次访问前苏联。
1957年7月，任《收获》主编。同年始编《巴金文集》14卷本，至1961年编定后出版。
1966年8月，中国作协上海分会贴出攻击巴金的大字报，不久巴金即遭批判，被关进“牛棚”。1967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巴金被点名批判。随后在上海奉贤县“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半。
1972年，妻子萧珊病逝。
1983年任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2003年3月在中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4年5月，作为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一，应邀参加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大会。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版了《随想录》之《病中集》、《无题集》等作品。
90年代后出版随笔集《再思录》，编辑出版了《巴金全集》（二十六卷）等。
2003年11月，中国国务院授予巴金“人民作家”称号。
2005年10月1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爱情婚姻：
1936年，巴金与上海爱国女学校学生陈蕴珍（萧珊）结识。陈当时是巴金作品的喜爱者，两人由通信讨论作品开始认识。1938年7月，萧珊高中毕业后追随巴金来到广州。直到1944年，已经40岁的巴金才在桂林花溪与萧珊结婚，两人的婚礼极其简朴，没有任何仪式也一桌宴席。1945年，抗战胜利，女儿李小林出生。
文革期间巴金受到残酷的迫害，萧珊也因为与巴金的关系受到非人的待遇。1972年7月萧珊因患癌症住院，而巴金在干校劳动不被允许探望，于是萧珊只得独自在医院接受治疗，半个月后含冤长辞人世。在萧珊去世的3年之后，巴金才获许把萧珊的骨灰捧回，巴金将妻子的骨灰放在自己的枕边，每夜与之共眠，一直到2005年，巴金去世。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汉族，1904年11月生，四川成都人，无党派。1920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求学期间参加了反封建的进步刊物《半月社》活动。1927年至1929年赴法国留学。1929年回国后，从事文学创作。1935年至1950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1950年后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1953年9月后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主编。1962年后任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7年至1983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8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2003年11月，国务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在上海逝世。
文学桂冠：1982年 获意大利国际但丁奖
1983年 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1984年 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1985年 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院士称号
1990年 获苏联人民友谊勋章
2001年 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主要著作：
长篇小说《灭亡》、《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抗战三部曲》（《火》之一、之二、之三），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憩园》、《寒夜》，散文集《新声集》、《赞歌集》、《随想录》（5集）。译作有长篇小说《父与子》、《处女地》，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04年出生。1920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参加反封建的进步刊物《半月社》活动。为了追求光明，1923年和三哥毅然冲破封建家庭的樊笼，来到上海、南京，进东南大学附中，并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1927年旅法在巴黎读书，并开始了文学创作，次年回国从事文学活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救亡工作。和鲁迅有交往。曾任《文学季刊》编委，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与靳以合编《文季月刊》。抗日战争爆发后，和茅盾创办《烽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文联二至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收获》和《上海文学》主编，曾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灭亡》、《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抗战三部曲》（《火》之一、之二、之三），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憩园》、《寒夜》，散文集《新声集》、《赞歌集》、《随想录》（5集）。译作有长篇小说《父与子》、《处女地》，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巴金虽然早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不多的几位文学大师之一，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为文学而文学，甚至不以文学家、作家自居，他认为自己的写作全是为了说心里话，发出内在的呼喊。如他自述所言:“我现在的信条是，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
——巴金的文学选择一开始就是西式的，率性的，涌荡着二十世纪科学与人道主义思想的风范，半个多世纪以来，像觉新、觉慧、鸣凤、梅表姐、汪文宣这样的艺术形象已扎根在中国人心中，多少青年读者正是从这些艺术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与镜鉴，从而勇敢地跨出那叛逆、反抗与自身价值追求乃至投身革命的步伐。
——巴金晚年创作的思想漫笔《随想录》，是一部五卷本的忏悔录，是对自身以及周遭问题的深刻剖析与大胆揭示。尽管与年轻时代的信仰已有所不同，但激情、坦率、真诚、善良、自律、真理的寻觅与维扬，仍然是巴金先生写作的宗旨。《随想录》的发表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引发了一场历史回顾与反思的热潮，“说真话”成了全社会率行与唤吁的人格品质。
套用托尔斯泰评价卢梭的话“十八世纪全世界的良心”来形容巴金先生，那是一点没错的。生涯几乎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巴金，他曾是多少代青年的航标与动力。爱与恨，泪与血，人性、良知、热诚，是巴金先生丰碑一样的著述及其为人所表现出来的最鲜明的特质与基调。《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憩园》《寒夜》《随想录》……这永远代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与人文精神的颠峰之作，势必如行星常运，放射出他永不熄灭的光芒！
巴金这个笔名得来，据专家研究，是因为先生青年时代酷爱俄国革命作家、思想家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著作，有心追随之，故出此寓意。这个研究大致不错，但据巴金自己的诠释，意义稍有出入，他之所以取巴姓，则在纪念一位留学法国姓巴的北方同学。这位曾与巴金朝夕相处的同学因人生的苦闷在法国项城投水自杀了。这个消息曾使巴金非常痛苦，由此赋予永怀。
不管笔名如何得来，全世界的巴金读者都知道，巴金重要的创作生命中所信奉的是人道主义与安那其主义。人道主义如今已没有多大分歧，然而安那其主义一直争议较大，也是巴金生命中一段时期遭遇麻烦或非议较多的辞源。“安那其主义”源出十八、十九世纪的民本主义与空想主义哲学思潮，常译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巴金所信奉的无政府主义与当今人们常用的这个带有贬义的名词意义相差甚远，安那其主义的本义是反对封建的强权与专制的禁锢，倡导一种理想的平等、自由、博爱、唯科学知识是尊的人际关系与生活。巴金为什么步入文学道路就找到了安那其主义的门径呢，那正是由于他生长于封建的专制社会与旧家庭，在沉闷黑暗甚至充斥血腥味的精神压迫中渴求身心的解放与健全，故而带领他步入文学圣殿的首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富有理想与激情以及俄国革命时期富有检讨与献身精神的思想家、文学家。像罗曼·罗兰、卢梭、福楼拜、赫尔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托斯妥耶夫斯基都是巴金崇敬的大师，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也对他“人类至上”的观点有深刻的影响。而古典的唯美的传统流派不为巴金所好，甚至被他扬弃。原因都在于他创作时代内心涌荡着反抗的激流，如他自述：“我现在的信条是，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海行杂记》）
巴金虽然早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不多的几位文学大师之一，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为文学而文学，甚至不以文学家、作家自居，他认为自己的写作全是为了说心里话，发出内在的呼喊。（“我的每篇小说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号”）。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是为他胞兄写的，那时他大哥深陷封建家族不能自拔，拿着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做着无谓的牺牲，巴金希望大哥也勇敢地走出“家”来，做封建家族的叛逆，这些话他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希望以情动人，打动胞兄的心。结果是小说无意间被朋友带回国内发表了，虽然打动了不少读者，大哥却沉陷难返，不久终于自杀于家中。这给巴金创作的不朽名著《家》带来了直接的动因。
巴金的创作心境一直是较为苦闷甚至是郁悒的，虽然他努力战胜自己，排除脆弱，甚至内心时时呼叫着法国悲剧革命家丹东的名句“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来激励自己，但是他不能摆脱封建社会与家庭自来投给他心灵的沉重阴影，他无法廉价的乐观与浪漫，所以他的作品差不多都是悲剧的调子，如他自述：“一个黑影来掩盖了我们的灵魂。于是忧郁在我们心上产生了。这个黑影渐渐地扩大起来，跟着他就来了种种的事情。一个打击上又加第二个。眼泪，呻吟，叫号，挣扎，最后是悲剧的结局。一个一个年轻的生命横遭摧残。有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一些悲痛的回忆给别的人，有的就被打落在泥坑里面不能自拔……”（《忆》），这既是巴金心历的苦难史，又是巴金作品的主要基调。
事实上巴金离开他的家乡四川成都很早，十九岁那年抛家出走，东进上海求学，继而负笈法国，以后除了有数的几次返乡探亲，巴金差不多长居东方之都上海，从事他贯穿一生的文学著述、编辑工作。但短短的十多年家乡生活亲历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巴金生命创作中最为重要的核心素材与情感波澜所在。
《雷》、《雨》、《电》、《家》、《春》、《秋》、《憩园》、《寒夜》、《忆》等，巴金小说、散文代表作，差不多都是描绘的封建家庭悲剧以及那里面的殉葬、挣扎与反抗。半个多世纪以来，像觉新、觉慧、鸣凤、梅表姐、汪文宣这样的艺术形象已扎根在中国人心中，多少青年读者正是从这些艺术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与镜鉴，从而勇敢地跨出那叛逆、反抗与自身价值追求乃至投身革命的步伐。巴金的文学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富有活力的人文风景之一与宝库。可以说，一个没有读过巴金的读者，他是不可能了解中国现代文学以及二十世纪旧中国城市家族伦常风俗与况味的。
虽然巴金的《家》题材极似古典白话小说《红楼梦》，但风格上几乎看不出后者的影响，原因如前所述，巴金创作的圭臬是文艺复兴后期的欧洲革命文学而非传统古典文学。虽然从小在母亲身边受到古典文学的熏陶，在兄妹同学间也得到传统文学的营养，但巴金的文学选择一开始就是西式的，率性的，涌荡着二十世纪科学与人道主义思想的风范，这样的选择虽然使巴金的文学字句间少了些传统的吟讴、圆熟与回味，却给现代文学带来一种全新的样式与冶荡的春风。正如四十年代的法国学者明兴礼指出的一样：“巴金小说的价值，不只是在现时代，而特别在将来的时候要保留着。因为他的小说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转变。这好似一部影片，在上面有无数的中国人所表演的悲剧，作者个人的经历的叙述，在很多青年心中引起了共鸣。为什么《家》会有这样的收效呢？唯一的原因就是她代表了中国大多数青年的自传。”（见明兴礼《巴金的生活和著作》）
这是非常切题的分析。事实上他说明了，巴金先生的文学选择一开始就是和他的哲学人生思想选择相吻合的，即抛弃、背叛旧有的贵族利益，以博大的精神与爱心投身与拥抱普通民众，以含泪带血的心声来彻底唤醒他们。从而追求一个纯净美丽的平等世界。虽然这样的努力在后来也曾遭人批评为“空泛的爱心与人类至上主义”，但在当时那样的背景下，对巴金强求“指出道路”的导师的作用，那是不切实际的。文学的目的原来在于揭示问题、畅扬人性，不可能要求每个文学家都充当思想领袖的权贵。而巴金的作品，描绘出旧中国家庭的深刻悲剧，这就已经完善地表达了他作为作家的天分与良知。同时代的鲁迅当时对巴金的评价甚允：“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巴金是一位终身笔耕不辍、勤奋高产的作家，但在后半生创作中，小说创作基本停顿，这可能一方面是社会变革要加以适应的原因，二方面是创作高峰逾越后的休整期。尽管创作生活重心有所改变，但巴金奉行的“要忠实地生活，要爱人，要帮助人”的原则始终未改。他不仅以不朽的著作为读者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且身体力行，无私地关心与帮助祖国的社会改革与文教事业，近二十年来，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在世界文坛享有广泛而崇高的声誉。晚年创作的思想漫笔《随想录》，是一部五卷本的忏悔录，是对自身以及周遭问题的深刻剖析与大胆揭示。尽管与年轻时代的信仰已有所不同，但里边仍然看得出浓重的法国大革命时代与俄国革命思想家的影响。激情、坦率、真诚、善良、自律、真理的寻觅与维扬。仍然是巴金先生写作的宗旨。《随想录》的发表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引发了一场历史回顾与反思的热潮，“说真话”成了全社会率行与唤吁的人格品质。
巴金先生是现代中国的不多的文学大师、思想家之一，他以丰硕的文学成果以及一生坦荡无瑕圣哲般高贵的人品，向世人证明了爱心的价值、真诚的伟大，以及天才的光芒，他的名字必将与鲁迅先生等人一样，长留青史，像北斗一样在天空闪烁！